居住在萬錦的劉女士，28歲的時候發現自己18歲時就「被結婚」了。這樁「糊塗婚」就存在於劉女士在加拿大聯邦稅務局（CRA）的檔案上。剛剛新婚且是初婚的劉女士不禁問：「當時到底是誰，怎麼樣和我結了婚？」詳細報道請參閱周五出版《加拿大都市報》。
劉女士和王先生在2018年10月結婚。2019年申報2018年的稅務時，二人更改了婚姻狀況為「已婚」。劉女士對星島《加拿大都市報》記者：「今年年初報完稅後，因為結了婚，我們的HST要合併到一個。在2月底，我收到了6封稅局的郵件，發現分別是2015-17年這3年的HST和GST退稅信，說我這三年的福利不該領，要還回去。另外三封，是2015-17年安省延齡基金福利（Ontario Trillium Benefit（OTB）的信，也是說這些退稅的福利不該領，理由是我的婚姻狀況變了（marital status change）。這6封信算起來我總共要給稅局補接近3,000元加幣。為什麼？我剛結婚不到一年，卻有這樣的紀錄變化？是我那個婚姻狀況變了，導致我要給稅局這麼多錢？」 劉女士此和稅局開展了漫長的拉鋸戰。
每次致電都要重新講述一次故事
劉女士從事金融類工作，工作忙碌。「我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和稅局溝通。每次我給稅局打電話都要等半小時以上，他們說稅局的紀錄里有我在2009年12月31號結過婚的紀錄。我當時整個人特別震驚。我那時候在上高中的11年級，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會突然出現這個錯誤的紀錄。」
劉女士坦言，自己的先生對此也非常惱火，曾經很正式地詢問她到底是不是以前結過婚有所隱瞞。「我很想儘快解決問題。在和CRA的電話中，我幾度詢問這個紀錄從何而來，他們沒有答覆。稅局只是說這個紀錄出現在我檔案里的時間是2019年2月13日，我們是2019年3月3號報稅，才向稅局申明已結婚。稅局要求我把婚姻情況寫一封信解釋，把結婚證明附上，發傳真（fax）去。」
「我在3月中發了傳真，但一直沒有迴音。我打電話，有一個不同的人接電話，我又把所有的故事再講了一遍，他說發傳真稅局不一定能收得到，要寫信（mail）。我又把傳真的東西都打印出來，再去寄信，那時已經3月底了。寫信後，還是沒有迴音。我就再次給稅局打電話。這次接線的人告訴我說，你不能寫信，因為在報稅季節，稅局收到的信太多。他們說，我在稅局的「我的賬號」（My Account）上，有電子提交文件的選項（submit document），可以把所有的東西合成一個電子版，上傳到my account，拿到一個回執（reference number），會有人處理。
我就又把所有傳真文件再上傳，還加上了我寫的說明文件，最後我附上了一封投訴信（complaint letter），合成電子版，上傳到my account。這時已經是4月中下旬。」
2019年5月，在劉女士與稅局4次溝通後，劉女的丈夫王先生卻收到CRA打來的電話，核實他的婚姻狀況，稅局闡明，為了核實劉女士的資料，所以查問王先生過往的婚姻史和居住史。劉女士續說：「在打了4次電話後，CRA終於說正在處理我的個案，還告知最快一周內就有結果。
當時電話里的人告訴我，不需要付這將近3,000元錢，但一周後什麼都沒有發生。5月下旬我又給CRA打電話查問進展。此時稅局接線員告訴我，我還要再上傳一次文件。我非常無奈，又上傳一次。7月份，收到一封CRA的信，說我還欠稅局700多元。」
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跟進我的案子
劉女士表示這次自己徹底惹火了。「這筆錢和之前要我交的那筆不一樣，的確有一些錢是調整過的（adjusted），但是沒有完全調整對。我再次給稅局打電話。他們說，所有的調整都是福利部門（benefit department）和退稅部門（GST/HST department）管的，稅局接線員不能直接操作。把我轉到福利部門，我在線上又等了20多分鐘，他們說我的確有個錯誤的婚姻狀況紀錄，但是已經被刪掉了。
大概在一兩周左右，會在我的賬戶上作調整。因為這條紀錄已經刪掉了，退稅部門也不再需要我打電話，因為該紀錄是相通的，會去到各個部門。大概又過了兩周，我的確看到他們把不應該我付的錢調整過了。但是他們只調整了我2017和2016兩年的，反而2015的到現在還沒有調整過，因此我仍然欠稅局大概700多元。」
劉女士自7月份後沒有再聯繫稅局。她很沮喪地對記者表示，自己的隱私不但隨便可以被人篡改，就連調整的事情，還要自己三番五次不斷地重複申訴。每次長時間等候，並重複所有的過程和情節，讓她相當崩潰。「我想投訴的地方是，CRA擁有大量人力，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低級錯誤的信息。犯錯可以理解，但是處理事件的效率太低。
他們每一次接我電話的時候都有做記錄（notes）。但下一次都需要我再重新說一遍。我的事又比較複雜，每次講我這個故事都要花十幾分鐘。沒有一個人從一開始就和我說准了，到底用那種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所有的文件用不同的方式發了四次。我初期去傳真、寄信，其實都是不需要的。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人跟進我的案子。」本報記者文琪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