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rt Wüthrich教授。網上圖片
他是誰
諾貝爾獎得主Kurt Wüthrich教授現為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美國Scripps研究所和上海科技大學教授，他因「發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術測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的方法」和美國科學家約翰·芬恩、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共同獲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2018年10月底，Kurt Wüthrich參與2018世界生命科學大會，並接受網易科技採訪。
他的觀點
1.做科學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你總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會產生巨大的快樂。
2.要想讓中國的科學家到國外去，讓外國的科學家到中國來，讓這個流程變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
3.如果要想從事科學，你必須學會溝通，不僅僅用中文溝通，而且還要用英語溝通。
4.太多人關注於延長生命，怎麼樣保持老齡人群的健康，在他們死亡之前儘可能的過上健康的生活，這叫做健康的寬度。
中國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更好地利用他們的研究。
2002年，Kurt Wüthrich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2017年12月，成為首批來滬工作並擁有「中國綠卡」的諾獎得主。
Kurt Wüthrich198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那時候中國一切剛剛重新開始，而如今現在2018年Kurt Wüthrich說「中國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並且很好地利用他們的研究。」當然他自身也是受益者。
出生在瑞士的Kurt Wüthrich在美國、日本以及多個國家都工作過，如今各個國家的科研環境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中國，Kurt Wüthrich表示巨大的投入讓中國的科研有了提高和進步，中國正在做出努力。
事實上拿到中國永居卡的Kurt Wüthrich在上海科技大學已經開展了多個項目進行研究，他致力於讓老年人能夠活得健康，而不只是壽命變長。不過Kurt Wüthrich認為中國學生雖然很努力，但是在用英語溝通這方面問題很大。如果未來想得到更好的對外交流合作，Kurt Wüthrich表示一定要好好讓學生學會用英語溝通。
以下為採訪實錄，網易科技整理
Q：您是如何開始您的學術研究的？
Kurt Wüthrich：我的科學研究是偶然開始的，我最開始是研究體育運動的，我是專業體育運動員，然後我是想學一些生理知識，使我能夠在運動當中表現得更好。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提升氧氣攝入量，我就是從這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我開始做研究，還有了一些非常激動人心的發現，於是就這樣開始了我的職業生涯。
Q：年輕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棒的運動員嗎？
Kurt Wüthrich：我不是一個非常棒的，我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開始研究我如何在生理學上進行提升的原因。
Q：您能不能給那些想做科學研究的年輕人一些建議？
Kurt Wüthrich：我可以告訴年輕人，做科學是非常激動人心的，你總是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會產生巨大的快樂。如果不喜歡自己所做的工作，並且也沒有成功的話，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你喜歡你做的事情，即便你沒有成功，你也沒有浪費。
Q：您能不能介紹一下瑞士、美國、中國的優勢，三個國家的學術環境有什麼區別？
Kurt Wüthrich：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可以聊很多，我想最主要的差別可能是瑞士有很多種科學研究，有很悠久的傳統，大概可以追溯到200年前；美國開始做科學研究，系統地做是在二戰期間，他們吸引了很多歐洲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從歐洲移民到美國，這極大得影響了美國的科學發展。所以美國有很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是都是二戰後得到的。美國它的學術傳統不像歐洲那麼悠久，不像德國、瑞士、法國那樣悠久，但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在科學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投入，所以美國有了頂尖的科學家。不過現在他們開始喪失他們的科學家，他們的科學家去了歐洲和中國；中國是從四十年前走出來的，我從1981年就開始跟中國合作，當時1981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組織。從1981年到1984年中國開始加入國際組織，這是一個非常短的時間。現在這個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中國現在努力做的就是邀請那些華裔科學家回到中國，來推動科研的進展。這是現在非常大的一個進展。
Q：在最近十年這三個國家科學研究進展如何？這幾個國家有什麼樣的區別，他們的戰略有什麼區別？
Kurt Wüthrich：在瑞士，科學研究環境非常好，而且在過去30年當中一直非常好，但是因為一直是個小國家，所以不能做所有的事情。瑞士還是做得比較好，我在蘇黎士的大學，是歐洲最好的，跟中國上海合作也是最好的。我在美國也有合作，但是支持研究的氛圍下降了，事實上2009年到2015年之間環境是好的，現在非常嚴苛，很多科學家很難勝任，但是這對中國來說是很好的機會，很多好的科學家可以回到中國。歐洲的國家也擁有了從美國過來的很好的科學家。我覺得在中國，你們做了非常大的努力，想要和其他國家取得同樣的水平，除了新的建築，購買一些昂貴的設備，吸納受過良好教育的科學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說現在你們正在吸納新一代科學家，他們能夠充分地利用這些研究。
Q：您提到了建大樓，還有買昂貴的設備，那您怎樣看待中國這種讓科學研究會更好的投入？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在上海有一個研究團隊，就是上海科技大學，四年前沒有大樓，什麼都沒有。但是就在四年的時間裏，建了一個新大樓，非常漂亮；還購買了很多設備，我們現在開始獲得更高水平的成就，並培養教育中國學生。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些事情，很多中國的同事都在嘗試着這個工作。
Q：所以這是很必要的，而且這對於基礎研究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積極的作用是嗎？
Kurt Wüthrich：你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現在最重要的是國家一直在鼓勵研究，會出現一些年輕學生在某些時候會變得非常著名，或者至少會獲得一些基礎的紮實穩固的科學技術支持，最終獲得很大的發展。你看我們用了幾年時間，花了數十億美元，買了所有的設備。但是你需要用30年的時間才能培養一代科學家，而中國現在正在做這個事情。
Q：中國如何能夠加強對外合作和溝通？
Kurt Wüthrich：要想讓中國的科學家到國外去，讓外國的科學家到中國來，讓這個流程變得更容易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很容易到中國來，我現在到中國來可能都不需要飛機票了，去機場給工作人員看我的居民卡就可以了，現在比兩年前方便多了。以前我們每年都要更新一下，所以如果更多的外國科學家能夠獲得這樣的待遇的話，那麼研究水平就可能能提升。
教學生外語，教他們怎麼樣溝通。我還是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經驗，看一下結構生物學項目，尤其是大學裏的這些項目，他們在一些非常頂尖的期刊上有發表論文，但是只有兩個學生在國外可以去發言，這是很糟糕的。就是溝通並沒有發揮作用，我們應該極大的鼓勵學生，要使用更清楚的英語，要把這種英語轉變成可以閱讀的英語。有時候他們會出產非常好的論文，但是轉換成英文就不是特別好了，有時候會請外面的一些公司來做英文翻譯，這個問題還是很嚴重的，因為那些人並不是專業人員。
Q：所以您提的建議第一點就是要提升我們的口語，還有英語寫作，我們如何能夠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取得進展，能和外國的同事互動？
Kurt Wüthrich：你知道我跟我的學生去打電話都是很困難的，就是因為有語言的障礙，總是有各種誤解。唯一的方式就是通過電子郵件。所以我們團隊當中會專門有人把他們的信息轉換成一種讓人能夠理解的英語，所以在我看來，工作做的好還是不夠的，你還要做好溝通，這也是很重要的。
—拿到中國永居卡是件很棒的事
Q：您剛才提到了中國的永居卡，如何看待它？平常工作多少時間是在中國？
Kurt Wüthrich：很棒。工作時間取決具體情況，按照需要，一年大概六周，一年來中國五到六次。我要跟我的學生交流，看看他們是不是在做我建議的事情，但是待兩周沒有意義，我們可能需要一個月、兩個月、六個月再回來看看他們所做的工作。當然我們還經常通過email、skype跟學生溝通。
Q：那您覺得在中國工作的感覺怎麼樣，跟美國和瑞士相比有什麼不同？
Kurt Wüthrich：這點來說，學生很願意學習，希望能夠成為真正的科學家。絕大多數都是有這樣子的希望。我和學生經常互動，我和中國學生互動的方式和我在瑞士、美國學生互動的方式很類似，唯一的問題就是學生不能夠很好的說外語，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有的時候需要一個翻譯跟我的學生溝通，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我們希望如果要想從事科學的職業，你必須學會溝通，不僅僅用中文溝通，而且還要用英語溝通。當今世界英語就是科學界大家通用的語言，這些學生做出很多努力來成為一個流利的英語講者。像韓國、日本也有類似的情況。
Q：事實上中國學生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但是我們沒有說英語的環境，所以我們的口語不太好。跟教授溝通可能不太好。
Kurt Wüthrich：不僅僅是不太好，大多數情況下是非常糟糕。我很抱歉這樣說，但是你看比如說寫論文不好，情形是很不好。也許未來能進步。
Q：從您第一次來中國到現在，中國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什麼樣的轉變？有沒有進步呢？
Kurt Wüthrich：1983年，人們又回到了科研工作，當時那些人是非常老的，有一些非常老的教授，大多數人都在牛津或者劍橋的英國教學，建立了一些中國的研究中心，比如上水晶確定RNA的序列，這些都是70年代做的，有一些非常小的傑出的中心。我們需要這些同事，後來30、40歲的那些人回來了，開始在這個領域深挖，他們開始重新學習科學。但當然也很困難，浦東當時還沒有一個大樓呢，那個時候只有一些綠草、樹，但是現在浦東已經成為一個商業中心了，所以你看35年的時間已經發生了這些不可思議的變化。當時大學找到好的教授也是很困難的。我覺得那是非常艱難的時代，一直到1985年、1988年才有所好轉，中國又開始重新派學生到國外去，最好的博士生大多數去了美國，然後情形開始發生了變化，我想在這個時期，這個進展成了樹型的增長。
—我要儘可能得過上長的健康的生活
Q：您的未來計劃是什麼呢？
Kurt Wüthrich： 在中國，我有很多的計劃，研究GPCR的結構和對立。這20年時間我一直都在做蛋白質，它可能引起瘋牛病，引起人類的疾病，還有也可能引起阿爾茨海默症，我一直都在做老年疾病的研究，根據我自己最早的運動員經歷，我想開始一些項目，來教育一些老年人，做一些具體的運動、鍛煉，來保持他們的肌肉力量。我在這方面做一些貢獻，這可以影響數百萬人，尤其是對於那些阿爾茨海默症的病人，這是我現在做的一些工作。
我們現在不說壽命了，我們說健康的長度，享受健康的時間範圍。太多人關注於延長生命，從有病到結束太長時間了，而我們看到有數千萬的中國人已經到了60歲以上，那怎麼樣保持這個人群的健康，在他們死亡之前儘可能的過上健康的生活，這就叫做健康的寬度。他的壽命和健康的寬度，讓它們之間的差距越小越好。我會換一種說法，我要儘可能的過上長的健康的生活。
Q：您的NMR已經請了醫學導師，那麼NMR有什麼進展，在中國的項目如何？
Kurt Wüthrich：我和我的同事，在上海科技大學的同事，召開了一些會議，這些進展包括大腦，測量血流，比如說你中風，你的血流就停止了，可以重複，就好像人們看股市一樣，你看一下大腦的哪個區域隨着股票上升下降做出反應，或者是有一些他的眼睛的位置會發生變化，你可以看到他的大腦哪個部分參與了這個活動，比如說你的動手，你大腦的某個區域中參與了，這些都是身體的功能，就是大腦的不同區域和參與了不同的身體的功能，或者智力的功能。
Q：在你的生活當中，你的工作比例佔到了你生活中的多少？在中國、美國、瑞士比例是多少？
Kurt Wüthrich：我大多數磁共振的工作是在中國，在美國和日本我主要是研究阿爾茨海默症。這很難說，因為我現在在中國的時間，就像我剛才說的，就是一年大概兩個月。我在加利福尼亞的時間是每年六個月，剩下的時間我還在韓國和俄羅斯也有一些工作，所以我會在那兒也花一些時間，在瑞士待幾個月。但是你可以看到，科學是國際性的，事實上我在哪裡並不重要，只要在磁共振方面有這個工作我都是參與的。取決於我在什麼地方，我會參與相關的工作。它也是我的科學活動中的一部分。
Q：在您看來，科學研究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待在這個行業這麼長時間，您的動力是什麼？
Kurt Wüthrich：它非常有意思。我想跟你說，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玩兒，跟年輕人打交道也是很有意思的，從年輕人那裡獲得反饋。我也希望學生能說英語，像你說的這麼好。我見到上海很多人像你說英語說的那麼好，但是學生們很糟糕。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很有意思，以後我還會繼續做，因為我會出版更好的論文，我會邀請一些有意思的人溝通，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會繼續這個工作。
大師介紹
庫爾特·維特里希（Kurt Wüthrich），瑞士科學家，1938年生於瑞士阿爾貝格，在瑞士伯爾尼州長大。他的父親來自農村，但從事會計工作。
庫爾特·維特里希在伯爾尼大學學習，1964年獲瑞士巴塞爾大學無機化學博士學位；
1977年K.維特里希首先將二維核磁共振的方法用於生物高分子，研究氨基酸和牛胰胰蛋白酶抑製劑，在此基礎上發展了用二維核磁共振對蛋白質(H-NMR的單個譜峰全部識別的方法；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和位於新澤西州默里希爾(Murray Hill)的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工作後，他回到了瑞士和蘇黎世理工學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從1980年起擔任瑞士蘇黎世聯邦高等理工學校的分子生物物理學教授，還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拉霍亞市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客座教授。
2002年，他因「發明了利用核磁共振技術測定溶液中生物大分子三維結構的方法」和美國科學家約翰·芬恩、日本科學家田中耕一共同獲得2002年諾貝爾化學獎。
2017年12月，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華東理工大學客座教授伯納德·費林加與上海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庫爾特·維特里希一起，成為首批來滬工作並擁有「中國綠卡」的諾獎得主。
多年來，Kurt Wüthrich教授及其研究團隊致力於發展核磁共振方法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結構和功能，並將其應用於結構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和生物醫學研究。
（作者| 孟倩；策劃|楊霞清 郭浩）
來源：網易科技-科學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