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頭版刊登，在當時的中國如一聲炸雷，引發激烈討論。「改革開放」從那一年年底開始在中國全面展開，至今已經第四十個年頭。讓我們回首40年來點點滴滴。
社會階層結構變化 中產漸佔主導地位
隨着改革開放多年來經濟的高歌猛進，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後，經濟增長方式和機制逐漸發生重大改變。這些變化也對社會階層結構的產生重大影響。當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和分佈開始出現根本改變，中產階層逐漸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不斷產生；而階層日益凸顯，物質財富和教育機會的分配越來越顯示出代際傳遞的特點。
據官方統計，2017年中國GDP總量為12.25萬億美元，佔世界比重15%，僅次於美國，排名世界第二。經過近40年的發展變遷，到2016年，在全國13.7億多人口中，有6億多農民（農村居民），佔42.6%，而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有2.2億多農民（農業從業人員），佔27.7%。在近40年改革開放中，儘管人口總量增加了5.8億人，但農村居民和農業從業人員的絕對數都減少了，比例數更是大幅度地減少。
在全國7.7億多從業人員中，第二產業從業人員達到2.2億人，佔28.8%，第三產業從業人員達到近3.3億人，佔43.5%。
有專家指出，曾經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佔據多數地位的農民，在未來幾年中將明顯減少；其次，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服務業人員在增長速度及規模上將逐漸超過在第二產業就業的工人；中產階層將不僅是增長最快的階層，而且會逐漸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成為規模最大的就業群體。
引人注目的是，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不斷產生。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歸類為傳統的階級階層概念中的新階層、新群體。「新社會階層」實際上是中國特有的一個概念。2015年頒發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對「新社會階層」做了新的概括，歸納出三種人：一是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二是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包括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專利代理人等以及社團、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業人員）；三是自由職業人員和新媒體從業人員。
此外，一些不斷產生、翻新和擴張的「新社會群體」，也被媒體冠以一些新稱號，如「北漂」「海歸」「海待」「散戶」等。這些新社會階層和新社會群體，有的是伴隨社會結構的發展趨勢不斷成長的，有的是經常變動不居的。2016年，全國新社會階層約有5000多萬人，他們在社會上影響不斷增強。
在新社會群體中，應當特別關注被稱為「我能行」的年輕一代，他們具有世界視野、創新精神，思想開放、積極進取、個性鮮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動互聯網，有助於推動大眾消費行為和消費觀念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伴隨經濟增長而成長起來的新階層，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日益增強，也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原有以行政權力為核心的社會階層結構體系和各階層間關係，會逐步轉向以市場權力為基礎的社會階層結構體系和階層間關係，社會權力的主體和結構將因此逐漸發生重要改變，物質財富和教育機會的分配越來越顯示出代際傳遞的特點。
房價讓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前幾年，有個有關住房的說法，一度讓人深信不疑——即年輕人不應該買房，應該把寶貴的青春投向更重要的事業。但是，隨着房價持續上漲，如此觀點越來越經不起質疑了。
《中國青年報》近日發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71.8%的受訪者直言身邊因房價而放棄在大城市發展的年輕人多。大城市居大不易，那就到中小城市發展。但是，僅僅因為房價而放棄大城市，也就是放棄了更寬鬆和更活躍的發展空間，堪稱不是選擇的選擇。而且，到了中小城市，同樣會面臨買房問題。實際上，很多年輕人並不是在選擇城市，而是在選擇買得起房子的地方。
種種糾結背後掩藏的另一個問題是：房價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造成階層固化最主要因素不光是教育不公，不光是城鄉差異，恐怕還有能不能付得起首付。比如兩種年輕人，一種是當穩了房奴的年輕人，一種是欲當房奴而不得的年輕人。很多人買房有兩個家庭甚至祖輩家庭的支持，這只是家長無條件的愛嗎？並不盡然。買房已成為了家庭最重要的資產配置方式，這項資產配置得正確、合理，才意味着下一代能提升一個階層或者在本階層穩定下來。
現實情況是，很多年輕人的自我選擇空間有多大，取決於父輩有沒有在關鍵時期作了買房的選擇。
不錯，買不起房子、不願意買房子，可以租房。但是，必須看清楚的問題是，個人住房所滿足的並不是簡單的居住需求，而承載了太多居住以外的意義。房子與投資，與婚戀，與個人階層的進退直接掛勾，這才讓年輕人面臨高房價別無選擇。剛剛畢業，住小一點，住差一點，這都不是多大的問題。問題在於，如果房價長期上漲，不能在合適時機買房，可能會一輩子住小、住差，這就大大削弱了年輕人的選擇權。
「階級固化」愈來愈嚴峻
這幾年，經常聽到一個論調，中國的階層已經固化了，已經不再流動了，而普通人逆襲的機會幾乎已不存在。階級固化這個問題，也越來越嚴峻。一段時間以來，關於中國社會階層固化的討論不絕於耳，越來越多人關注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據統計，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25974元。底層民眾、大量的農民已經「被城市化」，在這些年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土地慢慢被承包，農民完成了向農民工的轉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幾乎再也沒有了出頭的機會，只能被農場主僱傭。一場疾病、一個意外，就足以奪走他們的一切，他們只能小心翼翼地遊離在城市的邊緣。而中產階級，雖然享受了經濟發展與貨幣增發的福利，卻正在被剝奪分享財富的權力。有個說法是中產和屌絲的唯一區別，就是中產的負債更多一些。他們拚命理財，卻陷入一個又一個的陷阱。所以整個社會看起來的景象就是，富豪們如上帝般俯視着人間，做什麼都賺錢。中產們拚命使出渾身解數想爬上去，卻始終觸摸不到上層的門檻。底層民眾根本就沒有上牌桌的機會，只是在旁邊吃着瓜圍觀，準備隨時把掉下來的中產嘲笑一番。
不過，也一種觀點認為，階層固化論不成立，當今中國最有名的幾位企業家如馬雲、王衛、劉強東等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馬雲抓住了電子商務大潮的機會一舉成為中國首富；順豐快遞的創始人王衛最初只是一個快遞員；京東商城的創辦者劉強東一開始不過在中關村賣電腦零配件……所謂「英雄不問出處」正是當今中國的生動寫照。
最能說明中國社會流動性的例子是演員王寶強。王寶強出身於河北一個農民家庭，沒上過幾天學，8歲就在少林寺學武術，從做民眾演員開始最終成長為家喻戶曉的演員。要論家庭條件、教育程度、社會資源，王寶強算是最差那一檔的，但他照樣成功了。
「偽楚」折射教育資源不均衡
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講解員、網民「河森堡」曾講述的兩個故事讓不少中國民眾陷入深思。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北京東郊的某中學的初二學生，他們帶學生來國博上課，不僅晚到了一小時，還要求提前一小時返校，把原定2小時20分鐘的參觀時間壓縮到了20分鐘。
「河森堡」表示，這麼做的原因很奇葩：「學校訂了營養餐，送餐公司如果多等一些時間是要多收費的，我們必須得按時趕回去吃營養餐。」在「按時吃營養餐、不增加支出」和「到國家博物館上專題課」之間，這所學校的取捨是果斷的。不僅是價值觀，講解員還有直觀感受，這些學生「差到了無法正常教學的地步」。
作為對比，「河森堡」還談到北京東四的一所重點小學的五年級學生，該校不僅主動要求去國博開眼界，當帶隊老師回頭問那些孩子：「你們是去吃飯還是繼續上課？」所有的小朋友都無一例外地高喊：「繼續上課！」
相映成趣的是，講解員認為這些五年級學生的素質完全碾壓前述初二學生。尤其是學生的一句「偽楚」令講解員大為震驚，這個北宋滅亡後短暫存在的政權是大多數人所不知道的。這所學校的學生家境優渥，家長大多是社會精英，學者名流，政府官員，駐外使節，企業高管。
這兩個故事引發眾多民眾的討論和深省，不少人認為，這是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均衡，優勢家庭對於培養孩子，無論社會資源還是價值觀，都比普通家庭高出一大截，他們的孩子將來也相對更容易「成功」。
來源：星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