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恩來與周秉華（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廳院內。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余瑋，原題為：《親情家事里的周恩來》，本文系節選
1949年6月，一位12歲的小女孩來到了北京，住進了中南海。在這裡，她第一次見到了伯父周恩來。
這個小女孩就是周恩來三弟周恩壽的大女兒周秉德。
周家過去是個大家庭。按照周家的老規矩，如果一個兄弟沒有後代，那麼其他的兄弟就應該過繼給他一個，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續香火」。周秉宜說，伯伯沒有孩子，二伯那邊只有一個兒子，我爸當時卻有我們好幾個孩子，於是我爸對伯伯說要過繼一個給他。「我爸也沒有那麼封建，說男孩女孩都可以，只是希望伯伯身邊不要太寂寞，但是伯伯拒絕了。伯伯說：『我要是要了一個孩子，那麼這個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很特殊，而其他的孩子就會認為我這個做伯伯的不公平。現在這樣不是很好嗎？你的孩子我都會當做自己的孩子來看待的。』事實上伯伯也是這麼做的。他拿出自己的工資供我們上學，他關心我們的成長和進步，他是我們這個家的大家長。當然他對我們的關心和愛護又是非常的與眾不同，自有他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個老共產主義戰士的角度和方式方法。」
周秉宜來到北京時才5歲。當年，中央領導人並沒有什麼更多的特殊待遇，無非是周末中南海的禮堂放映一場內部電影，或者首長們暑假期間去北戴河開會時可以把家屬子女順便也帶去避暑等。然而，「伯父堅持不允許我們沾邊，堅持我們和老百姓的生活保持一致，他從不允許我們去看那些內部電影。至於暑假去北戴河，七媽曾對我們說：『你伯伯說了，什麼時候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上北戴河避暑了，你們才可以去。』」周秉宜說，自己第一次去北戴河則是2001年的夏天。
周秉德說，在生活上，伯伯對我們一家，都要求極為嚴格，而生活上的關照又極為深切。「伯伯對我父親周恩壽工作的安排，一開始就指示父親的領導說：『給他的工作安排，職務要盡量低、薪水要盡量少。』他說因為他是國務院總理，對自己的弟弟就應嚴格對待。我全家來到北京安家是在東城區遂安伯衚衕的兩間小屋，而我們兄弟姐妹六人根本住不下，伯伯就讓我們已經上了學的三個大孩子住到他的家———中南海里的西花廳，而在西花廳，我們也是三個孩子住一間屋裡。父母的收入又很低，孩子多，經濟上有困難，伯伯就用自己的工資來補助我們，直到孩子們陸續參加了工作為止。直到伯伯、七媽去世後，從他們衛士的回憶中，我才知道，他們對我們家的經濟補助佔到了伯伯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佔了二分之一！他們對我們一家，恩重如山！其實，伯伯在世時，我看他着裝總是整潔、筆挺，哪知他的內衣、睡衣是補了又補啊！作為紀念，我分到了這樣的衣服，我拿在手裡，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
「伯伯對待至親的六個侄兒侄女，都像自己孩子一樣，要求非常嚴格。」周秉建回憶說，上學時他們在學校填表格，都不會把伯父的名字寫上。哥哥姐姐在郊區上學，都是公交車往返，從來沒有派車接送過。「伯伯在長期的戰爭生活中養成了簡樸的生活習慣，一件襯衫總是補了又補，日常飲食從不搞特殊化，即便條件好了，也只是吃一些粗茶淡飯。伯伯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待家人也十分嚴格，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慮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決不允許家人以權謀私搞特殊，他也從不給家人提供特殊化的條件。」在周恩來的教誨和影響下，周家後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特別，始終把自己看作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