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加中自由贸易协定论坛到会主要成员合影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问中国，或豪华接待，据闻签下2,5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令世界瞩目。美中关系的新格局，加拿大应该如何定位加美中三方关系，以及面对北美自由贸易谈判？
本报记者 文琪
上周，前任保守党内阁部长、现任联邦自由党政府北美自由贸易理事会成员的穆勒（James Moor）对媒体公开表示，加拿大可能与中国形成的自贸协定将使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面临风险。他认为，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将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北美自贸协定发起攻击。一旦加中谈成自贸协定，中国的货物就可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从加拿大流入美国。
顺得哥来失嫂意？
针对穆勒的言论，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理事兼首席运营官高诗如（Sarah Kutulakos）在接受《加拿大都市报》记者访问时表示，从加中贸易理事会的角度来看，进入任何自贸协定的谈判都是为了给加拿大带来更多利益。“现在，加拿大的公司在中国投资和销售比中国公司在加拿大投资和销售要难许多。加拿大的贸易和投资壁垒远低于中国。在以规则为基础的环境中，一个有助于打破这些障碍的贸易协定，能够为加国的公司带来更多意义和好处。”
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商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政治和商学院教授侯秉东（Gordon Houlden）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他同意穆勒的意见。“加拿大需要把对美国和北美自贸协定的未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加拿大75％的出口都是去到美国，我们的繁荣与保持进入美国市场的良好机会有直接的联系。”
不过，侯秉东相信，目前加拿大对美国出口贸易的极度依赖也存在风险。他说，“我们不能确定特朗普不会终止北美自贸协定，迫使加拿大与华盛顿重新谈判一项新的双边协议，或者恢复到以前的加美自贸协定。这两个选项不是没有风险。”
侯秉东认为，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特朗普总统毫不犹豫地用美国的力量试图重塑美国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暗示，随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削弱甚至消失，加拿大或美国，可能会提高加拿大对美出口的产品内容要求。亚洲企业在加拿大的制造工厂可能看不到什麽优势。鉴于北美自贸协定明显的脆弱性，这些公司可能会选择在美国发展。拒绝为我们的出口寻求替代市场似乎是一个危险的战略，因为我们已经严重依赖美国，这也降低了我们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给我们施压的能力。”
侯秉东并不否认加拿大与中国可能签署的自贸协定，会使中国商品更为顺利地进入加拿大。而北美自贸协定则能够使这些中国商品经由加拿大流入美国。尽管如此，侯秉东认为鉴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会抵制中国货物大量流入美国市场。他称，“曾有美国高级官员暗示，美国在从第三国再进入到美国的货物这种做法上将走强硬路线。如果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最低的免关税进入美国的要求变得僵硬，那麽可能会影响流入到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的数量。我相信，在北美自贸协定谈判中，这些关于美国的一些担忧将不得不被考虑在内，但这并不一定会减少加拿大贸易关系多元化的需要。加拿大对国际贸易的依赖要远远高于美国和中国。”
论坛小组研讨会（panel）成员：（从左至右）列治文山和旺市华商会会长陈卓彦（Andy Chan）、以及中国银行（加拿大）行长李爱华、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商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政治和商学院教授侯秉东（Gordon Houlden）博士、加中贸易理事会执行理事兼首席运营官高诗如（Sarah Kutulakos）、以及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中心教授傅尧乐（Bernard Frolic）博士。（JSIBAC摄）
加中自由贸易签定有利无害
今年9月15日，由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JSIBAC）举办的“第二届加中自由贸易协定论坛”上，加中两国关系专家、政商界领袖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加拿大社区对加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期望及建议。侯秉东（Gordon Houlden）博士以及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中心教授傅尧乐（Bernard Frolic）博士在主题发言中敦促加拿大政府以务实方式推进加中自贸协定的进程。同时还要顾及和疏道加国社会民众对自由贸易和中国关系的担心和顾虑。加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探讨更是应当与自贸协定分开来看。他们一致认为，加国社会舆论中许多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担忧早已不再能够反应当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现状。加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正面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现状。
据侯秉东分析，“中国在加拿大投资的趋势，传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现在已经扩展到农业、加工业、房地产和娱乐产业。中国投资将进入到更多的加拿大区域。历史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在2016-17年间，大量的投资出现在新的区域，尤其是安省和卑诗省。”
除此之外，侯秉东提及近年来逐渐有高份额的私人投资进入加国。2016年，中国在加拿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中，仅占13%来源于国有企业。私人投资占81%。2017年，国有企业的投资额仅占总额的1%。
加拿大江苏国际商会会长、注册会计师沉浩表示，中国和加拿大华人都对加中自贸协定的进展特别关心。“我的很多客户，都是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协定，他们确实是有需要的。比如，做仪器仪表的客人有货物从中国运来加拿大，要缴纳关税。但货品是一部分卖加拿大、一部分卖美国，货柜却不能分开。这麽一来就等于去美国又要缴纳关税。客人有考虑是不是直接去美国做一些东西，就避免加国关税。可是这样一来经济实惠就去美国了。这只是小的一个公司，但是加拿大这样的小公司很多。”
侯秉东表示，为了了解与中方自贸协定的利弊，自己已经通读了中澳签署的长达三百余页的自贸协定，对比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与中国自签订自贸协定以来，出口中国的数额大幅度连年增长的数据，研究结果是自贸协定的签署对澳洲和新西兰的经济没有任何的负面影响。沉浩表示，澳中贸易与加中贸易也有不同的。“澳大利亚的整个经济体量没有加拿大这麽大。加拿大的贸易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邻国美国。澳中自贸协定以来，澳大利亚经济总量发展得很大。加拿大如果能够打开这个缺口、和中国达成自贸协定，会有章可循，贸易量也会增大很多。对于我们华人当中的很多企业，比如卖红酒、冰酒、龙虾，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但自贸协定后价格会更优惠。很多东西都可以卖得更快、更多。”
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侯秉东认为加拿大如果在与中方签署自贸协定时久等犹豫，将错失良机，更何况加拿大对中国的贸易仅占中国全球总贸易的很小部分。但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著加拿大要草率地在短期内做出任何决定。侯秉东说：“自贸协定是一份复合性强的协定。质量高的自贸协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它涉及到数量可观的产品，欲速则不达。与中国的自贸协定花费的时间应该是以年计算，而不是月。我们还需要了解，中加自贸协定的谈判中，美国会是一个我们暗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一个自贸协定并不会消除贸易摩擦，即使在我们北美自贸协定的框架下，贸易争端仍然存在。”
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总领事何炜（JSIBAC摄）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何炜在论坛上表示，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而不是任何国家的主观愿望。过去几年，世界各地签署了约270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中国15个，加拿大14个。“自贸协定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货物和资本的流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产力，并减少了成本。自由贸易协定已被证明是加深经济关系和促进贸易的切实有效的途径。”
“掌握中国”是发展之道
“掌握中国”（Mastering China）的观点是高诗如特别提出和强调的。她认为加拿大应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努力增加出口和贸易，同时不完全依赖邻国美国发展经济。加国本土企业如何定位自己的公司、看到中国、寻找潜在投资者、扩张和加深合作是本土企业家应该更为关注的。
高诗如指出，无论是称为自由贸易的协定，或其它形式下的双边协议，都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但这些都基于一个更完整的对中国的了解。“我们近期开展了12个不同的咨询项目。咨询的主要主题有，大力支持加中经贸合作伙伴关系作为与中国生产经济关系的基本要素；减少行政负担；从限制性所有权制度中解放在中国的加拿大投资者；知识产权保护，包括政府采购、数据本地化和获得报酬等跨部门问题；提高加拿大企业的亚洲市场知识；以及需要改进特别是中小企业更全球化的心态。”
“中国对待加拿大需要有具建设性的政府和商业态度。我们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彻底去除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障碍，同时改变加国企业对中国的认知。否则，即便我们谈成了自贸协定，不一定意味著我们的出口会增加，因为很多加国企业仍然不知道如何抓住这个机会、如何与中国做生意。除此之外，我也看中双方的公平。我知道现实中，很难做到100%的公平，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些需要保护的部分。但加国的投资者在中国是否受到了公平的竞争待遇是自贸协定要去探讨的问题，要考虑外企在一个国家生存更为困难。最重中之重的是，加国企业需要更好的中国及亚洲市场知识，否则和中国做生意永远是一个难题。”
泰雷兹集团（Thales）加拿大分公司城市轨道信号战略与市场营销副总裁Jane Liu Ng
中国市场也需要我们加入
世界500强企业、泰雷兹集团（Thales）加拿大分公司城市轨道信号战略与市场营销副总裁Jane Liu Ng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自贸协定的商谈是双边做长期的贸易往来的意向，需签订一个公平、有诚信的协议。“不论政府有没有签署自贸协定，公平的协议和彼此的信任都是做长期生意的基础。包括我们和美国、墨西哥的自贸协定也是一样，双方必须在税务等各方面享受公平公开的待遇。”
Jane非常认可加中自贸协定可能带来加中贸易往来的便利。Jane提及中国国务院今年1月与8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明确了中国政府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旨在使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更为便利，提高外资质量；并从优化营商环境、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制定财税支持政策等五面提出促进外资的增长。Jane称，“中国政府已经打算开放很多领域。作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主流。比如一带一路的政策，必须要以同等待遇给要去的国家，拥有这样的开放政策才能行得通。”
中国国务院的新发文摒弃了过去的很多保护主义。不过，在Jane看来，更重要的是最终如何落实到各个城乡和相关单位。“如果一以贯之，中国和加拿大的自贸协定的商谈裡也会有比较好的反映。如果说大家相信开放是一件好事，那麽在FTA谈判时也会有这种态度。国务院也好、负责FTA谈判的人士也好，这种一以贯之的政策是双方建立互信的重点。”
Jane在中国上海有五年的工作经历。在15年前，她将全球最先进的地铁信号系统带入中国，并协助泰雷兹集团创建了在上海的合资公司。Jane称，当年泰雷兹公是按照规定，与中方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当时如果没有合资公司，是不可以参与投标的。而根据最新的政策，合资公司不再是硬性指标了，当然我们已经投资运营这麽多年。我们做的技术转移可能是中国在这个行业裡最深度的了，所以我们在上海的合资公司能独立承担任何关于信号车辆控制的项目。维持与持续增长合资公司业务对泰雷兹来说是一个商业的战略，但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会去做这种决定。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如果政府经常不断地增加其他的要求、政策没有连贯性，就会使一些企业提起戒心。你的要求我都做了，还不够；再做，可能还不够。也许有一天必须要全资的中国公司才能运营，那我怎麽办？没有政策上的连贯性会道致企业投资决策时犹豫。以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政策是有远见的，落实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中国很大，每个机关有不同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沉浩对此也作出回应，企业对政策落实的担忧完全可以借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自贸协定。“中国已经和十多个个国家签署了FTA，如果有担忧，可以看中国和这些国家在落实的过程中经历了什麽。我认为既然有成文的东西，就不可能不去执行。其次，我也理解这些企业的担忧。不久前，麦克林杂志（Maclean’s）杂志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在中国做生意钱不容易出来和政策变换的问题。但我认为每个国家总会有些政策的调整。不讲中国，加拿大也是一样。有人提出房价高是外国人炒出来的，所以现在外国人买房要15%的海外买家税。这个也是突然出来的政策。但我们要想为什麽我们有这个想法。我的理解是，加拿大和美国也是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但美国人来买房子也是有15%的海外买家税的。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这个是不是与自贸协定有关难讲。”
尽管有政策连续性的担忧，但Jane依然看好加中自贸协定能够带来的开放。“如果中国政府能够留给企业充分的灵活度，而不是由政府去管这些将会是非常好的决策。比如我们做地铁的，在多伦多做地铁项目主要就是TTC，他们自己有权做决定。在中国，有发改委和各个部门，每个城市自己管自己。西方人不懂这些，一个部门的工作结束又出来一个管理部门，西方人不理解为什麽要管这麽细。我有华裔背景，在上海创立合资公司时，懂得怎样通过那些层层级级的要求。很多老外不懂这一点。比如说，当我们在中国做项目时，要把钱转出来，有很多的公文程序（red tape）在裡面。西方人不懂各种证明是什麽、怎麽办，会有钱是不可能拿出来的误解。这就是为什麽有很多外国公司去了中国又撤出来，大都是去了以后不知道在中国业务上怎麽操作，太复杂最后就放弃了。当这些手续都简化了以后，我相信会帮助大家的互信。”
Jane非常认同加中贸易理事会提出的提高加拿大企业对亚洲市场认知和理解的理念，她认为双方沟通不畅、商业文化未能理解是加中双方贸易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当时公司派我去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拿到了第一个武汉的项目，谈判谈了5个月，一半的时间都在翻译，大家谈不懂。”
Jane说，合作对像常常问她，“刘总，为什麽我们要花这麽久的时间谈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什麽时侯我们才谈付款方式？”这是因为外方非常重视一旦项目有某些风险时，要看承担、规避到什麽程度。而对中国人来说，没必要为这些没发生的事谈这麽多，这就是双方沟通的问题和商业文化的差异。”
外资进入中国或更大的自主权
问及一旦加中自贸协定成形，泰雷兹集团是否有更多可能参与到中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中，Jane表示，“泰雷兹现在不能直接参与，外包（sub-contractor）的机会都不大。目前，一带一路裡面主要的参与公司都是中国国有企业。一带一路是张非常好的蓝图（vision），平等互利是所有合作的基础，因此不要给那些要去到的国家感觉威胁。”她认为，中国的团队对每个要去国家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会给这些国家带来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像高铁，要进入别的国家，他们会觉得全部都在你的控制之下，可能会有别的意图。“其实开放和合作是一种最好的合作方式。我希望国务院鼓励外国公司也可以参与投资、投标。而外国企业看到开放有同等的机会，就会考虑更放手的去在中国进行更大的投资与投入。”
Jane举例说，“比如一个全资企业，就更会考虑在中国建立基地，做更多的实质工作，进而卖到别的国家，例如在南美、中东的项目，工作可以有很多拿到中国去做。可是如果必须是合资公司，公司的管理权受限，那就会有所犹豫。”
如果加中落实了自贸协定，Jane认为对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竞争发展也会有利。“中国的邻国印度现在发展态势很强。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国强势领先了一步。印度吃亏了20年，但印度也有他们的优势。首先，他们是使用英语的国家，在沟通方面，西方国家不担心翻译造成的误解。第二，印度用的是西方的普通法（common law），西方企业都清楚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要求，而不是走了很多路后突然发现有悖于法而走不通。当然印度也有其他的问题。现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大国，不需要在政策制度上管得那麽细了。外国公司比较喜欢的是，到中国投资，可以拥有完全自主的经营权，这样他们会更愿意去加大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