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加中自由貿易協定論壇到會主要成員合影
美國總統特朗普首次訪問中國，或豪華接待，據聞簽下2,535億美元的經貿合作，令世界矚目。美中關係的新格局，加拿大應該如何定位加美中三方關係，以及面對北美自由貿易談判？
本報記者 文琪
上周，前任保守黨內閣部長、現任聯邦自由黨政府北美自由貿易理事會成員的穆勒（James Moor）對媒體公開表示，加拿大可能與中國形成的自貿協定將使北美自貿協定的談判面臨風險。他認為，加強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將使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加拿大和北美自貿協定發起攻擊。一旦加中談成自貿協定，中國的貨物就可以曲線救國的方式從加拿大流入美國。
順得哥來失嫂意？
針對穆勒的言論，加中貿易理事會執行理事兼首席運營官高詩如（Sarah Kutulakos）在接受《加拿大都市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從加中貿易理事會的角度來看，進入任何自貿協定的談判都是為了給加拿大帶來更多利益。「現在，加拿大的公司在中國投資和銷售比中國公司在加拿大投資和銷售要難許多。加拿大的貿易和投資壁壘遠低於中國。在以規則為基礎的環境中，一個有助於打破這些障礙的貿易協定，能夠為加國的公司帶來更多意義和好處。」
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商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政治和商學院教授侯秉東（Gordon Houlden）博士對本報記者表示他同意穆勒的意見。「加拿大需要把對美國和北美自貿協定的未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加拿大75％的出口都是去到美國，我們的繁榮與保持進入美國市場的良好機會有直接的聯繫。」
不過，侯秉東相信，目前加拿大對美國出口貿易的極度依賴也存在風險。他說，「我們不能確定特朗普不會終止北美自貿協定，迫使加拿大與華盛頓重新談判一項新的雙邊協議，或者恢復到以前的加美自貿協定。這兩個選項不是沒有風險。」
侯秉東認為，目前正在亞洲訪問的特朗普總統毫不猶豫地用美國的力量試圖重塑美國與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貿易關係。「特朗普政府暗示，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削弱甚至消失，加拿大或美國，可能會提高加拿大對美出口的產品內容要求。亞洲企業在加拿大的製造工廠可能看不到什麽優勢。鑒於北美自貿協定明顯的脆弱性，這些公司可能會選擇在美國發展。拒絕為我們的出口尋求替代市場似乎是一個危險的戰略，因為我們已經嚴重依賴美國，這也降低了我們抵制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給我們施壓的能力。」
侯秉東並不否認加拿大與中國可能簽署的自貿協定，會使中國商品更為順利地進入加拿大。而北美自貿協定則能夠使這些中國商品經由加拿大流入美國。儘管如此，侯秉東認為鑒於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美國會抵制中國貨物大量流入美國市場。他稱，「曾有美國高級官員暗示，美國在從第三國再進入到美國的貨物這種做法上將走強硬路線。如果現在加拿大和美國最低的免關稅進入美國的要求變得僵硬，那麽可能會影響流入到美國市場的中國商品的數量。我相信，在北美自貿協定談判中，這些關於美國的一些擔憂將不得不被考慮在內，但這並不一定會減少加拿大貿易關係多元化的需要。加拿大對國際貿易的依賴要遠遠高於美國和中國。」
論壇小組研討會（panel）成員：（從左至右）列治文山和旺市華商會會長陳卓彥（Andy Chan）、以及中國銀行（加拿大）行長李愛華、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商學院中國研究所所長、政治和商學院教授侯秉東（Gordon Houlden）博士、加中貿易理事會執行理事兼首席運營官高詩如（Sarah Kutulakos）、以及約克大學亞洲商務管理中心教授傅堯樂（Bernard Frolic）博士。（JSIBAC攝）
加中自由貿易簽定有利無害
今年9月15日，由加拿大江蘇國際商會（JSIBAC）舉辦的「第二屆加中自由貿易協定論壇」上，加中兩國關係專家、政商界領袖齊聚一堂，共同探討了加拿大社區對加中自由貿易協定的期望及建議。侯秉東（Gordon Houlden）博士以及約克大學亞洲商務管理中心教授傅堯樂（Bernard Frolic）博士在主題發言中敦促加拿大政府以務實方式推進加中自貿協定的進程。同時還要顧及和疏道加國社會民眾對自由貿易和中國關係的擔心和顧慮。加國主流社會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探討更是應當與自貿協定分開來看。他們一致認為，加國社會輿論中許多對於中國社會現狀的擔憂早已不再能夠反應當今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體系現狀。加中貿易關係的發展正面臨「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現狀。
據侯秉東分析，「中國在加拿大投資的趨勢，傳統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自然資源領域。現在已經擴展到農業、加工業、房地產和娛樂產業。中國投資將進入到更多的加拿大區域。歷史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阿爾伯塔省。在2016-17年間，大量的投資出現在新的區域，尤其是安省和卑詩省。」
除此之外，侯秉東提及近年來逐漸有高份額的私人投資進入加國。2016年，中國在加拿大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額中，僅佔13%來源於國有企業。私人投資佔81%。2017年，國有企業的投資額僅佔總額的1%。
加拿大江蘇國際商會會長、註冊會計師沉浩表示，中國和加拿大華人都對加中自貿協定的進展特別關心。「我的很多客戶，都是覺得這是必須要做的協定，他們確實是有需要的。比如，做儀器儀錶的客人有貨物從中國運來加拿大，要繳納關稅。但貨品是一部分賣加拿大、一部分賣美國，貨櫃卻不能分開。這麽一來就等於去美國又要繳納關稅。客人有考慮是不是直接去美國做一些東西，就避免加國關稅。可是這樣一來經濟實惠就去美國了。這只是小的一個公司，但是加拿大這樣的小公司很多。」
侯秉東表示，為了了解與中方自貿協定的利弊，自己已經通讀了中澳簽署的長達三百餘頁的自貿協定，對比了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與中國自簽訂自貿協定以來，出口中國的數額大幅度連年增長的數據，研究結果是自貿協定的簽署對澳洲和新西蘭的經濟沒有任何的負面影響。沉浩表示，澳中貿易與加中貿易也有不同的。「澳大利亞的整個經濟體量沒有加拿大這麽大。加拿大的貿易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鄰國美國。澳中自貿協定以來，澳大利亞經濟總量發展得很大。加拿大如果能夠打開這個缺口、和中國達成自貿協定，會有章可循，貿易量也會增大很多。對於我們華人當中的很多企業，比如賣紅酒、冰酒、龍蝦，雖然現在已經有很多，但自貿協定後價格會更優惠。很多東西都可以賣得更快、更多。」
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大環境下，侯秉東認為加拿大如果在與中方簽署自貿協定時久等猶豫，將錯失良機，更何況加拿大對中國的貿易僅佔中國全球總貿易的很小部分。但儘管如此，這並不意味着加拿大要草率地在短期內做出任何決定。侯秉東說：「自貿協定是一份複合性強的協定。質量高的自貿協定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因為它涉及到數量可觀的產品，欲速則不達。與中國的自貿協定花費的時間應該是以年計算，而不是月。我們還需要了解，中加自貿協定的談判中，美國會是一個我們暗中需要考慮的因素。一個自貿協定並不會消除貿易摩擦，即使在我們北美自貿協定的框架下，貿易爭端仍然存在。」
中國駐多倫多大使館總領事何煒（JSIBAC攝）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何煒在論壇上表示，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世界性的趨勢，而不是任何國家的主觀願望。過去幾年，世界各地簽署了約270個自由貿易協定，其中中國15個，加拿大14個。「自貿協定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貨物和資本的流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生產力，並減少了成本。自由貿易協定已被證明是加深經濟關係和促進貿易的切實有效的途徑。」
「掌握中國」是發展之道
「掌握中國」（Mastering China）的觀點是高詩如特別提出和強調的。她認為加拿大應該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步調一致，努力增加出口和貿易，同時不完全依賴鄰國美國發展經濟。加國本土企業如何定位自己的公司、看到中國、尋找潛在投資者、擴張和加深合作是本土企業家應該更為關注的。
高詩如指出，無論是稱為自由貿易的協定，或其它形式下的雙邊協議，都將有利於兩國人民。但這些都基於一個更完整的對中國的了解。「我們近期開展了12個不同的諮詢項目。諮詢的主要主題有，大力支持加中經貿合作夥伴關係作為與中國生產經濟關係的基本要素；減少行政負擔；從限制性所有權制度中解放在中國的加拿大投資者；知識產權保護，包括政府採購、數據本地化和獲得報酬等跨部門問題；提高加拿大企業的亞洲市場知識；以及需要改進特別是中小企業更全球化的心態。」
「中國對待加拿大需要有具建設性的政府和商業態度。我們遇到的主要挑戰是，徹底去除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障礙，同時改變加國企業對中國的認知。否則，即便我們談成了自貿協定，不一定意味着我們的出口會增加，因為很多加國企業仍然不知道如何抓住這個機會、如何與中國做生意。除此之外，我也看中雙方的公平。我知道現實中，很難做到100%的公平，因為每個國家都有一些需要保護的部分。但加國的投資者在中國是否受到了公平的競爭待遇是自貿協定要去探討的問題，要考慮外企在一個國家生存更為困難。最重中之重的是，加國企業需要更好的中國及亞洲市場知識，否則和中國做生意永遠是一個難題。」
泰雷茲集團（Thales）加拿大分公司城市軌道信號戰略與市場營銷副總裁Jane Liu Ng
中國市場也需要我們加入
世界500強企業、泰雷茲集團（Thales）加拿大分公司城市軌道信號戰略與市場營銷副總裁Jane Liu Ng在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自貿協定的商談是雙邊做長期的貿易往來的意向，需簽訂一個公平、有誠信的協議。「不論政府有沒有簽署自貿協定，公平的協議和彼此的信任都是做長期生意的基礎。包括我們和美國、墨西哥的自貿協定也是一樣，雙方必須在稅務等各方面享受公平公開的待遇。」
Jane非常認可加中自貿協定可能帶來加中貿易往來的便利。Jane提及中國國務院今年1月與8月發佈的《關於促進外資增長若干措施的通知》，該通知明確了中國政府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旨在使中國外商投資環境更為便利，提高外資質量；並從優化營商環境、減少外資准入限制、制定財稅支持政策等五面提出促進外資的增長。Jane稱，「中國政府已經打算開放很多領域。作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需要融入世界主流。比如一帶一路的政策，必須要以同等待遇給要去的國家，擁有這樣的開放政策才能行得通。」
中國國務院的新發文摒棄了過去的很多保護主義。不過，在Jane看來，更重要的是最終如何落實到各個城鄉和相關單位。「如果一以貫之，中國和加拿大的自貿協定的商談裡也會有比較好的反映。如果說大家相信開放是一件好事，那麽在FTA談判時也會有這種態度。國務院也好、負責FTA談判的人士也好，這種一以貫之的政策是雙方建立互信的重點。」
Jane在中國上海有五年的工作經歷。在15年前，她將全球最先進的地鐵信號系統帶入中國，並協助泰雷茲集團創建了在上海的合資公司。Jane稱，當年泰雷茲公是按照規定，與中方共同出資成立的合資公司。「當時如果沒有合資公司，是不可以參與投標的。而根據最新的政策，合資公司不再是硬性指標了，當然我們已經投資運營這麽多年。我們做的技術轉移可能是中國在這個行業裡最深度的了，所以我們在上海的合資公司能獨立承擔任何關於信號車輛控制的項目。維持與持續增長合資公司業務對泰雷茲來說是一個商業的戰略，但不是每一個企業都會去做這種決定。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如果政府經常不斷地增加其他的要求、政策沒有連貫性，就會使一些企業提起戒心。你的要求我都做了，還不夠；再做，可能還不夠。也許有一天必須要全資的中國公司才能運營，那我怎麽辦？沒有政策上的連貫性會道致企業投資決策時猶豫。以過去的經驗來看，中國政策是有遠見的，落實卻是比較困難的，因為中國很大，每個機關有不同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沉浩對此也作出回應，企業對政策落實的擔憂完全可以借鑒中國和澳大利亞的自貿協定。「中國已經和十多個個國家簽署了FTA，如果有擔憂，可以看中國和這些國家在落實的過程中經歷了什麽。我認為既然有成文的東西，就不可能不去執行。其次，我也理解這些企業的擔憂。不久前，麥克林雜誌（Maclean』s）雜誌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在中國做生意錢不容易出來和政策變換的問題。但我認為每個國家總會有些政策的調整。不講中國，加拿大也是一樣。有人提出房價高是外國人炒出來的，所以現在外國人買房要15%的海外買家稅。這個也是突然出來的政策。但我們要想為什麽我們有這個想法。我的理解是，加拿大和美國也是有自由貿易協定的。但美國人來買房子也是有15%的海外買家稅的。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情況。這個是不是與自貿協定有關難講。」
儘管有政策連續性的擔憂，但Jane依然看好加中自貿協定能夠帶來的開放。「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留給企業充分的靈活度，而不是由政府去管這些將會是非常好的決策。比如我們做地鐵的，在多倫多做地鐵項目主要就是TTC，他們自己有權做決定。在中國，有發改委和各個部門，每個城市自己管自己。西方人不懂這些，一個部門的工作結束又出來一個管理部門，西方人不理解為什麽要管這麽細。我有華裔背景，在上海創立合資公司時，懂得怎樣通過那些層層級級的要求。很多老外不懂這一點。比如說，當我們在中國做項目時，要把錢轉出來，有很多的公文程序（red tape）在裏面。西方人不懂各種證明是什麽、怎麽辦，會有錢是不可能拿出來的誤解。這就是為什麽有很多外國公司去了中國又撤出來，大都是去了以後不知道在中國業務上怎麽操作，太複雜最後就放棄了。當這些手續都簡化了以後，我相信會幫助大家的互信。」
Jane非常認同加中貿易理事會提出的提高加拿大企業對亞洲市場認知和理解的理念，她認為雙方溝通不暢、商業文化未能理解是加中雙方貿易中依然存在的問題。「當時公司派我去中國，就是因為我們拿到了第一個武漢的項目，談判談了5個月，一半的時間都在翻譯，大家談不懂。」
Jane說，合作對像常常問她，「劉總，為什麽我們要花這麽久的時間談這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什麽時侯我們才談付款方式？」這是因為外方非常重視一旦項目有某些風險時，要看承擔、規避到什麽程度。而對中國人來說，沒必要為這些沒發生的事談這麽多，這就是雙方溝通的問題和商業文化的差異。」
外資進入中國或更大的自主權
問及一旦加中自貿協定成形，泰雷茲集團是否有更多可能參與到中國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一帶一路建設中，Jane表示，「泰雷茲現在不能直接參与，外包（sub-contractor）的機會都不大。目前，一帶一路裏面主要的參與公司都是中國國有企業。一帶一路是張非常好的藍圖（vision），平等互利是所有合作的基礎，因此不要給那些要去到的國家感覺威脅。」她認為，中國的團隊對每個要去國家不見得有足夠的了解，會給這些國家帶來一種不安的感覺。就像高鐵，要進入別的國家，他們會覺得全部都在你的控制之下，可能會有別的意圖。「其實開放和合作是一種最好的合作方式。我希望國務院鼓勵外國公司也可以參與投資、投標。而外國企業看到開放有同等的機會，就會考慮更放手的去在中國進行更大的投資與投入。」
Jane舉例說，「比如一個全資企業，就更會考慮在中國建立基地，做更多的實質工作，進而賣到別的國家，例如在南美、中東的項目，工作可以有很多拿到中國去做。可是如果必須是合資公司，公司的管理權受限，那就會有所猶豫。」
如果加中落實了自貿協定，Jane認為對中國與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競爭發展也會有利。「中國的鄰國印度現在發展態勢很強。印度和中國在全球競爭，中國強勢領先了一步。印度吃虧了20年，但印度也有他們的優勢。首先，他們是使用英語的國家，在溝通方面，西方國家不擔心翻譯造成的誤解。第二，印度用的是西方的普通法（common law），西方企業都清楚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要求，而不是走了很多路後突然發現有悖於法而走不通。當然印度也有其他的問題。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發展成熟的大國，不需要在政策制度上管得那麽細了。外國公司比較喜歡的是，到中國投資，可以擁有完全自主的經營權，這樣他們會更願意去加大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