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我被「我妻之死」這個故事困住了。我總是忍不住去想，這個故事的背後，到底發生了什麼？如果換做是我，又會是怎樣？
因為我自己的人生其實和男主是高度相似的。我也是北大的文科博士，也是農村娃從二本到211再到北大一路讀了上來，也是在國內的高校工作幾年之後，妻子出國留學，最後辭職出來團聚。
根據網上的信息，這位師兄姓周，後面我就叫他周師兄。
當我看完周師兄寫的另一篇已經被他刪掉的文章後，我覺得我大概已經讀懂了他最近這些年的人生。
我給他的總體定位是，一個精明的跳蚤。
那篇文章主要是在講述他的三次移民經歷的前因後果，信息量非常大。我嘗試跟着他自己的敘述，把他在刻意隱藏的那些真相挖掘出來。
01
學了屠龍技，只想當跳蚤
周師兄說他第一次思考移民的問題是在2010年，他博士畢業前1年，因為他的那位很追求自由的室友在申請美國的一種大學講師類別的人才簽證。周師兄說其實他有另一個朋友一年之前就已經在催着他交材料了，但他一直沒有行動。
2010年年底，美國取消了這個簽證類別，周師兄的室友為他感到惋惜，但周師兄說其實他更惋惜他的室友。
他的原話是：「然而，他認為我「錯過」了，實則是我的「選擇」而已。我反而一直很惋惜我這位室友，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受最精英的教育，還沒怎麼回饋社會，實現價值，就要去異國開始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對我說，因為他要追求自由。作為一個當時對美國憲-政和民-主一直持仰慕態度的我，又何嘗不羨慕這種價值呢，在2010年也動過心，但想到博士馬上畢業，離開北大直接出國，放棄所學專業到國外送披薩，太可惜；最重要的是我移了後但前女友（也就是現在的妻子）身份並不好辦，所以經慎重考慮放棄了。」
我不了解當時這種簽證是否真的那麼容易申請，我們暫且假定他這裡說的都是真的，那麼當時他放棄移民美國的兩個原因就是：一、在中國最好的大學接受了最精英的教育，還沒有給社會做貢獻就跑去美國送披薩，白瞎了一身本領。二、女朋友（後來的妻子張敏）不好申身份。
據他自述，在這兩個理由里，二比一更重要。也就是說，如果張敏當時能申到美國的身份，那要不要給社會做貢獻就完全不重要了。
但我相信，他這句話絕對是真心的，因為他後來十幾年的人生都是按着這個劇本走的，都是在這兩個其實本身就很矛盾的事情之間尋找對他最有利的平衡。這裡還有個很大的邏輯漏洞，如果他自己都能申到簽證，相戀多年的張敏怎麼可能申不到?最多不過是扯個證的事。
我們回到他自己的邏輯當中，既然當時張敏申不到美國的身份，那就一定要將自己的一身本領回饋社會、實現價值。我相信他當時覺得自己要回饋社會和實現價值可能也是真心的，因為這是北大人很容易就有的一種情結。
最近一百多年以來，很多深刻影響了歷史進程的事情是在北大發生的，再加上很多北大人的確會認為在中國最好的大學接受教育的同時就對家國天下承擔了一種使命，所以錢理群先生才會將不主動承擔這種使命的北大人定義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其實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只有精緻、粗糙還是野蠻的區別，真正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就是你根本看不出來他是利己主義者的人。主動承擔任何使命的人，也都是為了踐行自己相信的某種信念，本質上都是為了自己。
北大還有另一種思想氛圍，也是我最喜歡她的地方。至少在十多年以前，她應該是中國對理想主義最包容的一個地方。
比如最近還俗的柳智宇師兄，正好是在我入學前出家的。當時沒有人會覺得他的選擇是不可理解的，尤其是在他曾經當過社長的那個國學社團內部，柳師兄一直是一個傳奇，大家都很敬佩他。
在我的印象里，北大學生至少在畢業之前，那種非常不功利的情懷和行為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包容的。
未名湖很小，但容得下各式各樣的夢想。
在家國天下和理想主義的雙重思想氛圍中，周師兄說的那種反饋社會實現價值的情結就極為正常。尤其是，學的專業越是務虛，這種情結可能就越是濃烈。周師兄學的是法學，比我學的哲學要務實，但周師兄研究的方向是法制史，那在法學內部就是很務虛的方向了。
務虛的專業要麼關注的是終極性追問，要麼是修齊治平，本質上都是屠龍之技，與現實無關。沒有實用性就沒有硬需求，所以務虛專業最終的就業方向往往都是吃財政飯，學歷越高就業方向越狹窄，博士畢業大概率會進高校。
和其它財政供養單位相比，高校是最能容得下理想主義者的，尤其是高校里的務虛性專業。但如果這個時候還有強烈的家國天下情懷的話，就不僅很痛苦，而且很危險，除非這個人本身就只是善於投機的偽理想主義。
從本質上說，靠別人供養但又對供養人不產生對等價值的人都類似於寄生蟲，區別只在於是有害還是有益。比如跳蚤和血吸蟲，對宿主就是有害的。比如犀鳥，對犀牛來說就是有價值的；比如腸道菌群，對人體也是有益的，這樣的寄生關係其實可以算作是一種共生關係。
對宿主有害的寄生蟲中，有的非常致命，比如血吸蟲，比如我家小狗兩年前感染過的焦蟲，差點要了他的小命，他全部的血液被置換後才挺了過來。
致命性的寄生蟲往往是佔據了核心位置和掌控了核心資源，因此數量並不多，而且在宿主死亡後它們也大概率會死，所以他們雖然做着消滅宿主的事，但又要被迫和宿主共進退。
最常見的寄生蟲，其實是類似於跳蚤這種，它們對宿主的危害性不大，但生存力極強，可以隨時更換宿主。
比如前兩天我給狗狗剪毛時，它身上的一個跳蚤竄到了我的身上，除了洗澡換衣服外，我對它毫無辦法，它現在去哪裡逍遙了更無從得知。
大部分的高校教師，其實都是像犀鳥一樣，勤勤懇懇地在為犀牛做貢獻，就算被犀牛踩到時也不會輕易生氣，更不會輕易離開，因為離開了犀牛，犀鳥就很難生存。無論是上課還是寫論文，都是高校教師靠奉獻自己來謀求生存的方式。
但也有些人，他們選擇成為高校教師只是因為這份工作實在是好混日子，就算不怎麼做貢獻，也能同樣獲得其他努力做貢獻的人所能得到的核心生存資源，比如福利房，比如附屬學校。要是再精明一點，還能公費旅遊和給美國人當爹一樣不落。
這樣的人，就像是跳蚤，選擇宿主的眼光非常好，生存能力非常強，都是可以以小搏大並反覆橫跳的高手。
周師兄明顯屬於後一種。
作為上海的非一流學校的非核心學科的老講師，他產出的論文看起來不少，但大部分都是垃圾刊物，他沒有基金，有一本譯著。
雖然他一直在強調自己很熱愛教書育人，但工作十年了還是講師，可見教學能力應該也不是很突出，因為大部分普通高校是有機會靠教學能力評副高的。
但是，周師兄分到了上海的福利房。
所以，雖然周師兄一直在強調自己很清貧，為了免交「巨額」的計生罰款而被迫去加拿大生三胎，但只說上海福利房這一項，他就成功吊打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甚至是大部分上海人，以及上海的大部分高校教師，尤其是近些年才入職的青椒們。
雖然周師兄抱怨自己40歲了才分到了這套房子，但他沒有提自己是34歲（我按他比張敏大9歲估算的）才參加工作的。
所以，在移民之前，周師兄是妥妥的人生贏家。
02
放棄美國綠卡，真是愛的代價
工作4年後，周師兄到美國訪學，妻子張敏也申到了美國的碩士。對於青椒而言，這是非常美滿的事，既夫妻相伴，又進修上學兩不誤。期間他們生了一個孩子，相比那些花巨資赴美生子的人，他們真的很幸運。
更加幸運的是，張敏不僅畢業後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抽到了美國的H1B簽證，只要努力工作，拿到綠卡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所以他們面臨了一次重大抉擇，關鍵點就在於周師兄是否要辭職。最後他們選擇了異地，周師兄繼續在國內工作，張敏繼續在美工作。
周師兄在解釋這個抉擇的理由時說：「她讓我選，或辭職來美團聚，或兩地分居。我選擇了後者，當時雖對中國大學諸多弊端通透了解，但當時這份工作仍對我有一定吸引力，不似當下言論日縮，為師講課畢竟也是我最大樂趣，想像我中國法學博士去美國一定找不到象樣工作。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家庭內部原因，夫妻二人在個性上有一些衝突，也是家庭關係最糟糕的時刻，不過好在最後達成妥協，我在上海工作兼照顧兩個孩子，她在美國工作，等她拿到綠卡再說團聚的事兒。」
周師兄說了兩個理由，一個是他喜歡講課，另一個是他們夫妻關係出現了嚴重問題。周師兄也坦言，中國法學博士去美國一定找不到「象樣工作」。其實是否真的喜歡講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害怕無法找到和大學老師一樣的「象樣工作」。
我相信周師兄這句話是真心的，我曾經也面臨類似的問題。雖然我對「象樣工作」的定義和周師兄可能不太一樣，但中國傳統對勞心和勞力的劃分、整個社會對「體面工作」的定義真的深刻影響了很多人。
現在我早就拋棄掉以前的很多陳腐觀念，終極理想是做一個農民，放羊養牛遛狗種菜，但我必須承認，長時間的腦力工作真的會讓一個人變的很慫，不願意輕易放棄相對輕鬆的工作，不敢去嘗試看起來費力的所有工作。
我覺得周師兄無論是已經放棄「象樣工作」之後，還是現在，他對「象樣工作」的定義應該沒有絲毫改變，這或多或少也成為了張敏悲劇的一個原因。
但是，周師兄在2016年不辭職的主要理由其實並不是害怕在美國找不到「象樣工作」，而是我上面提到過的福利房。這一年他39歲，馬上就要分到福利房了。我想這應該也是張敏當時願意兩地分居的一個關鍵理由，只要再堅持一下，一套上海的房子就能到手，沒有幾個人會不願意。
僅僅一年以後，張敏放棄了H1B簽證回國。按周師兄的說法，是因為太想念孩子。我覺得這應該只是原因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婚姻危機。
張師兄提到，他選擇不辭職的理由之一是「夫妻二人在個性上有一些衝突，也是家庭關係最糟糕的時刻」。但在這樣的時候，如果是真的想要維持家庭，不正是夫妻應該要在一起挽救婚姻嗎？
這個時候，其實移不移民真的沒那麼重要，能不能分到房子也沒那麼重要，家庭會不會散才是最重要的。
以張敏始終如一的堅持付出來看，她最看重的從來都是家庭。但當時周師兄選擇了分居，張敏也同意了，可見當時張敏並不認為家庭出現了危機。
那麼就只有一種可能，是周師兄這邊單方面出現了婚姻危機。
後知後覺的張敏直到一年之後才知道了她的婚姻出現了危機，所以她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簽證回國。
到底是什麼樣的危機會這麼嚴重呢？恐怕只有當事人知道。
對一個精明的跳蚤來說，對一個慣常以窮苦自悲的中年男人來說，當他對家庭不滿，並且妻子又的確不在身邊時，那最有可能發生的事，不難想像。周師兄再清楚不過，初入校園的大學生實在太好騙了，而且維持成本最低，甚至還有可能倒貼。剛上大學的張敏就是被周師兄在27歲時「撿到的」，心甘情願為他付出了一切。
順便說一句，國內高校的師生戀（確切說是性SR）問題之所以是現在這個樣子，並不是大學老師的道德有多敗壞，而是幾乎沒有懲罰機制。像原北大教授瀋陽那樣的人渣，至今還人模狗樣活的很好。為什麼不建立嚴懲機制呢？天知道。
03
像鴉片一樣種出來的孩子
在周師兄和張敏解決了婚姻危機後，2019年，張敏「意外懷孕」。由於三胎當時不合法，所以他們決定到加拿大生孩子。
在張敏生產的前兩天，周師兄終於趕到了加拿大。孩子是請了助產士在家裡接生的，因為這樣最省錢，周師兄誇獎這是張敏做的很英明的決定。結局很美好，雖然過程有些艱難，助產士一個人忙活了好幾個小時都沒能生出來，最後無奈又請了一個幫手才成功了。
這個孩子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是不被祝福的，如果要在國內生下他，那他的父母就要交巨額的罰款。雖然最終他成功出生在了加拿大，但他出生後不久，疫情就開始了。
周師兄說，從孩子一生下來，他們就下定決心要移民，因為孩子在國內永遠都上不了戶口。如果真的是因為上戶口的話，那肯定不可能是在孩子生下來才決心要為了孩子移民的，而是在張敏懷孕之後，就已經做好了準備。
在他們的計劃里，用旅遊簽赴加生子只是第一步，接下來就是轉學簽，再轉工簽，這樣就能保證孩子不用回國。其實就算回國，第三個孩子的戶口是可以上的，就像他們在美國生的二女兒，雖然自動成為了美國公民，回去照樣上了戶口，只不過這次要交大量的罰款，周師兄萬萬不能接受。
此時的周師兄，房子已經到手，工作上看來也不會再有新的收穫了，那曾經斷掉的移民夢又可以藉著孩子重新開始了。
但疫情把他們的整個計劃都打亂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被打亂了。
我想，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周師兄應該是有些慶幸的，覺得自己躲過去了，但是當疫情蔓延到加拿大時，他發現加拿大人在防疫上根本就不上心。
這個時候，他曾經認識的一位香港的流行病學家通過模型預測了疫情會發展的很嚴重，他相信了這位朋友的判斷，所以就想要迅速逃離加拿大。
他的原話是：「形勢急轉直下，以前說國內危險，現在成了國外出現不安全的跡象，這次家人又催，趕快帶娃回國，事不宜遲。事後證明，這是一個可貴的窗口期，正好被我們趕上了，着實幸運。」
在一家人的安全面臨危機的時候，周師兄和張敏做出了在當時看來是很明智的選擇。這個時候，根本顧不上考慮什麼移不移民的問題，孩子上戶口的問題也顧不上了，先回去再說。
這個出生在加拿大的孩子，剛出生不久，就回到了上海的家，他肯定不會知道，迎接他的將是囚徒般的生活，他被關在家裡一年多幾乎沒有下過樓，導致他的正常發育受到了嚴重影響。
用周師兄自己的話說，他「像種鴉片一樣養孩子」。
這個事情，肯定是周師兄早就計劃好的，張敏應該也並沒有反對。雖然他把孩子的悲慘遭遇歸罪到了計生政策上，但他既然選擇了回國，他能不知道接下來他要怎樣應對才能不交罰款嗎？
一年多以後，三胎政策放開，但是周師兄發現，雖然不用交罰款了，但還是沒法給孩子上戶口，因為當時回國時為了避免交罰款，他們沒有到加拿大領事館給孩子做出生證明的公證。所以為了孩子的身份問題，他們必須要移民了。
但他同時又說：「早在孩子出生時起，我就和妻子商量，拋棄國內的一切，人生歸零，移民到一個使娃能輕鬆獲得身份的地方。」
明明是在孩子還沒有出生時，就已經計劃好把他生在一個可以移民的地方。但由於跳蚤的極善於趨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他又帶着孩子逃回了國內，寧願讓孩子像鴉片一樣長大，也不願意稍微冒點險帶他下樓看看真正的世界。
當疫情暫時告一段落，張敏也獲得了學簽之後，周師兄終於下定了決心，拋棄一切，重新開始。
周師兄曾在他的朋友圈寫下這樣的文字：謝謝孩子，讓我發現自己的韌性和決絕，為了你們有什麼不捨得。謝謝人生，沒有溝坎還叫人生？謝謝社會，把你逼到角落突然開一道門。謝謝世界，無限的可能性使世界有意義，就看你敢不敢試試。有時候人生想把你逼到牆角，那就順勢抓住他不讓他跑。
周師兄其實更應該感謝的是他的妻子，因為張敏才是那個真正堅韌的人，他自己從來只是一個決絕的人。為了孩子，為了丈夫，張敏受盡了坎坷和磨難，她用自我消耗的方式，為家人展開了一個有着無限可能性的世界。
但是，除了周師兄以外，當一切都在變好時，張敏終於支撐不住了，永遠的撇下了孩子們。
當周師兄辭去教職時，他實際上只是放棄了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的舊宿主，同時，張敏成為了他唯一的宿主，所以他對張敏的索取和壓榨只會越來越過分。
只有明白周師兄始終都是一個精明的跳蚤的話，他的所有行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周師兄有太多的理由埋怨張敏，綠卡還沒拿到，孩子還沒養大，你怎麼就死了呢？
當張敏去世後，三個孩子就成了周師兄的新宿主。
周師兄說:（我妻之死這篇文章）我原本打算大約在我妻子離世一周年之際再寫的，也就是2024年11月再寫，主要考慮的是我的承受能力。
我第一次看到這段話時，感覺非常不適，因為紀念亡妻的文章居然可以提前規划出具體的可以寫作的時間。
通篇看下來，紀念沒有多少，曲里拐彎的埋怨和指責卻滿滿都是，既有對亡妻的，也有對加拿大的醫療制度的。正如被他刪掉的那篇文章里，他幾乎指責了他提到的所有人。
加拿大的醫療制度我完全不了解，但我敢肯定的是，接下來，加拿大會有更多的制度和現實將受到周師兄的指責，因為他已經掌握了新的流量密碼。
正如他上一次爆火又被刪的那篇批判高校體制的文章一樣，對於寄生蟲而言，舊宿主的命運一定是被批判。
這波輿論潮冷卻之後，孩子們也將被時不時拿出來消費，因為他們是周師兄目前唯一可榨取的宿主。
加拿大一定不會在意周師兄是否在批判自己，他們只會看到，這個毫無生存能力的可憐的中年男人，他失去了妻子，他的三個孩子需要照顧，這個家庭需要幫助。
這個國家，將成為周師兄的最後一個大宿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