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都市網】我最近參加了一場在魁北克鄉村舉行的婚禮，賓客們在 90 分鐘的山路上有專車和司機接送。真是令人興奮： 一輛專車！我可以假裝自己很有錢！不過，由於我不是富翁，我不知道這次旅行究竟要花多少錢。因此，當司機在午夜接我們回家時，我一路上都在偷偷為給他小費的事發愁。
我緊張地在錢包里翻來翻去，發現只有一張100美的紙幣，我把它留着以備不時之需。我沒有任何小錢。
啊！我不能不給他小費，而且除了婚禮上的兩塊巧克力，我也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他了。所以，我可以給高價小費，也可以給低價小費。我選擇了高價，在我和兩個孩子爬出去的時候交出了錢。我承認，我當時喝得太醉了，根本沒想過要找零。
我為自己辯解，反正我也不會算賬。長期以來，小費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地尷尬交往的根源，對於一些旅行者來說，小費還讓他們感到輕微的焦慮。不同國家的小費禮儀大相徑庭。羅馬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意大利人對過多的小費很反感。她堅持說：「留下一大筆小費被認為很粗俗。有意大利朋友讓我把錢拿回去」。
我的司機說過，他有一半希臘血統，一半黎巴嫩血統。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意大利人的態度也適用於希臘人或黎巴嫩人，那麼我的大筆小費可能會讓他生氣，而我也會失去我的應急現金。
當人們帶着自己對小費禮儀的期望漫遊世界時，會產生不小的困惑。挪威人來自工資高而小費低的文化，他們的小費少得可憐，可能會在拉斯維加斯留下憤怒的痕迹。
與此同時，小費高得出了名的美國人可能會在東京侮辱每一個人，因為在日本不收小費，良好的服務是一種榮譽：「你怎麼敢說我遞給你一盤生魚片，而不是把它掉在你腿上就能得到獎勵？」
我們都陷入了尷尬的困境，因為這一切都沒有一致的邏輯。
據我所知，小費起源於都鐸王朝時期的英國，當時貴族們在彼此的鄉間別墅里大搖大擺地走來走去，給幫他們穿上圍裙的僕人支付額外的報酬。幾百年後的今天，給小費的禮儀已經變得完全隨意。康奈爾大學 2016 年發表在《經濟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給雜貨店送貨員小費的可能性是給雜貨店店員的兩倍，給服務員小費的可能性大約是給快餐店員工的兩倍。
這是為什麼呢？有償工作就是有償工作，不是嗎？雜貨店送貨員的工作是送貨，雜貨店店員的工作是做店員。因此，給其中一個人而不給另一個人小費，只能說是習慣使然。
研究中還有更多的例子： 派對小丑得到的小費比牙科衛生員多–儘管後者勇敢地面對我們口腔內部的惡臭。豪華轎車司機比釣魚導遊得到的報酬更多。沒有人能找出這些差異的原因；難道釣魚嚮導不也要付出額外的努力嗎？
此外，還有一種被稱為「小費攀升」的現象，這種現象與具有自動提示小費功能的便攜式支付機的普及相吻合。這種機器的使用範圍已經超出了餐館，而進入了汽車修理店等場所，導致人們在點擊「不付小費」選項時感到內疚。我最近去了一家只能刷卡的麵包店，他們的扣款機有小費提示，因為他們賣給我一個甜甜圈。我給了15%的小費。
如果您在歐洲支付小費，想要保持一致只能祝您好運。2020年在七個歐洲國家進行的研究發現，德國人和瑞典人比西班牙人或瑞士人更傾向於在餐館支付小費，而只有40%的法國消費者會支付小費。挪威人最不願意給小費：不到15%的挪威人會在餐桌上多留一點。至於小費的數額，法國和挪威最低（不到賬單的2%），德國（7.5%）和瑞典（9%）最高。
研究報告的主要作者、瑞典隆德大學的斯蒂芬·戈斯林（Stefan Gössling）指出：「從服務人員的角度來看，最理想的小費文化可能是在德國，那裡的最低工資很高，小費是一種常態，小費比例很高，而且大多以現金支付。相比之下，在西班牙，服務人員的處境最不利；最低工資低，小費比例也低」。
與美國相比，在美國，如果服務非常好，餐廳的小費比例最高可達25%；而在加拿大，小費比例為15%至20%。為什麼呢？因為餐館將工資標準轉嫁給了消費者。食客的工作是確保服務員能夠支付房租。
在東南亞（如泰國或越南）或澳大利亞的大部分地區，除了說「不用找了」之外，沒有人要求支付小費。在台灣和香港，大多數餐廳都會在帳單上加好10%的小費。有時，這也會讓人感到緊張。一位遇到過這種習俗的朋友說：「即使服務員事先告訴了你，也會很尷尬。如果他們真的很棒，你會多給小費嗎？如果他們不好呢？」
這足以讓你頭疼，而這還只是對現金的擔心–我們很快就要擔心用比特幣付小費的問題了嗎？我甚至不了解加密貨幣的概念，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圍繞加密貨幣出現的新的小費應用程序。
也許這就是人們過去對貨幣本身的感覺，那時人們用貝殼、武器和米袋來交易商品和服務。那時還沒有小費。
還在為小費禮儀而煩惱嗎？別擔心–每個人都有犯旅行錯誤的權利。
(ref:https://www.readersdigest.ca/culture/tipping-etiquette-confu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