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都市網】一位溫哥華華裔母親的遺囑清楚地表達了她的意願：希望照顧她晚年生活的兩個成年子女分割她在溫哥華價值數百萬加元的房子，這是她200多萬遺產的大部分。但她的其他三個孩子根據BC省法律提出上訴，最終法庭修改了她的遺囑。
湯女士（Bo Kam Tom）在 2015 年去世前7天更改了遺囑，將她和丈夫於 2012 年去世並於 1975年購買的West 64th Avenue的房子留給了晚年主要照顧她的兩個孩子Samsun 和 Rose。在此之前，所有五個孩子均應平分母親的財產。
按照2015 年該房子價值 170 萬元計算，Samsun 和 Rose每人獲得 85萬元，剩餘70萬元遺產5個孩子平分後每人再獲14萬元，總計每人99萬元。而Linda Tang、Faye Wong 和 Jack Tom每人只能得到14萬元。
Linda、Faye 和 Jack 依據卑詩省的《遺囑、遺產和繼承法》提起訴訟，該法規定，如果遺囑沒有「為立遺囑人的配偶或子女提供適當的贍養和支持」，則法院可以命令其對配偶或子女「適當、公正和公平」。
主審法官承認Samsun 和 Rose是湯女士最後幾年的主要照顧者，但也指出，湯女士一家在 1960 年代移民到溫哥華時，所有五個孩子都通過從事各種工作和在家族商店工作，為家庭經濟做出了貢獻。
因此最高法院法官改變了湯女士的遺囑，給Samsun 和 Rose每人30萬元，然後分割剩餘的180 萬元遺產，計算下來Samsun 和 Rose每人可得 64 萬元，另外三個孩子每人34萬元。
Rose 和 Samsun不服提起上訴，然後法院根據遺產的百分比再次重新分配遺產，Rose 和 Samsun各獲得30%，而他們的兄弟姐妹 Linda Tang、Faye 各獲得 13.3%。
60-40分配比例和湯女士在她的遺囑中立下的85-15的分配要少，但 Rose 和 Samsun 的遺孀 Joyce Tom（Samsun 在審判前去世）對裁決感到滿意。
他們的律師John Whyte表示，Rose、Samsun 和 Joyce「確實付出超乎尋常的努力」照顧晚年的母親，因為她與他們中的一個或另一個一起生活了三年，她在遺囑和備忘錄中都很清楚他說，她想獎勵他們的幫助。
「這對孩子們來說真的很重要，他們尊重母親的意願，」懷特說。
另外他說，上訴法院的裁決「意義重大」，因為它平衡了立遺囑者明確表達的理性願望與立遺囑者家庭成員的需要。
他表示，該判決將影響其他類似案件，他知道其他省份也對這一裁決表示關注。
由大法官Lauri Ann Fenlon撰寫的裁決指出，60-40 的分配與下級法院的裁決相似，後者將給予Rose和Samsun 27.8% 的遺產，而其他三人則獲得約 14.7% 的遺產。
但她說，通過使用百分比而不是具體金額更合理，因為房地產價值會因價格上漲而增長。
Fenlon 寫道，湯女士和她的丈夫在 30 多歲時移民到溫哥華，當時他們的孩子在 8 到17歲之間。他們沒有錢，只能和親戚住在一起，所有家庭成員都「非常努力」地工作，並將他們的收入貢獻給了家庭。十幾歲的女孩們在罐頭廠工作，剝蝦、採摘漿果。
父親開送貨卡車，直到1970年代初全家人才有足夠的錢在新威斯敏斯特買了一家小雜貨店和附屬住宅，全家人都在這家店工作，但都沒有領工資，直到 1981年他們賣掉了它。
她還指出，所有五個孩子都很孝順他們的母親。
「毫無疑問，在湯女士生命的最後三年里，Samsun, Rose和Joyce 在照顧她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他三個兄弟姐妹「確實承認Samsun, Rose應該得到優待——他們只是對這種優待的程度提出異議。」
她提到考慮到「明智的」父母的意願、「社會的合理期望和當代社區標準」的法院判例。
上訴法院表示同意下級法院的裁決，即「湯女士將近 85% 的財產分配給了Samsun和Rose，將大約 5% 的財產分配給了另外三個孩子，這不符合明智父母的客觀標準。」
「孩子們對家庭經濟的貢獻使湯女士夫婦能夠購買商店、房屋，並最終購買West 64th Avenue的房產，並使湯女士53歲時退休意義重大，」Fenlon法官寫道。
她說，孩子們在其中一些人成年後做出的這些貢獻與兒童或青少年的日常家務和對家族企業的貢獻「明顯不同」，根據法律先例，這些貢獻是正常的，「不可補償」。
（言西早 圖pixabay）
https://theprovince.com/news/local-news/bc-appeal-court-varies-mothers-will-that-left-vancouver-house-to-two-children/wcm/2700e612-7d72-4003-8c2c-4a079449e4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