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刻爾克大撤退」算得上是二戰史上的一件大事兒了。然而，就在這次大撤退發生的一年多前，在被日寇蹂躪的中國大地上，也發生了一場足以與之媲美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 不同的是，「敦刻爾克大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軍隊執行；而「宜昌大撤退」依靠的卻是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盧作孚在那個「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年代挺身而出，保留了當時中國工業僅存的一口元氣。
★ 40天搶運的物資，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運輸總量。直到宜昌淪陷，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1940年，宜昌淪陷。當日軍進入這座鄂西重鎮時，看到的已經是一座空城。
★ 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損失輪船16艘，116名公司職員犧牲，61人受傷致殘，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得益於「宜昌大撤退」，一批現代化的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在長江上游的大後方相繼建立起來，為國民政府組織反攻和中華民族奪取整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英國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的新作《敦刻爾克》
1.危險來襲
1938年10月24日的夜晚，一架道格拉斯DC-2型飛機接到緊急任務：即刻前往漢口機場。
飛機剛剛降落，飛行員就被眼前這一幕驚呆了——日軍兵臨城下，離這兒不過40公里，炮火差不多能夠打到漢口機場了！
此時，國民政府統帥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正站在空蕩蕩的跑道上，身邊稀拉拉的站着幾名隨行人員，完全沒有了往日前呼後擁的架勢。
這一天，是武漢保衛戰的最後一天。察覺戰事不妙的蔣介石，正匆忙趕往陪都重慶。
武漢淪陷，日軍沿長江一線開始向西南大舉進攻。
至此，中國國土已失大半，中國徹底陷入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困境。
除了蘇聯一點有限的軍援外，英美等國家皆袖手旁觀。
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在萬家嶺村舍與敵巷戰（選自《同盟國的勝利——抗日戰爭圖志》楊克林、曹紅編著）
就在武漢淪陷的那天晚上，時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的胡適與奉命前往美國借貸的金融家陳光甫，正在美國財政部長小亨利·摩根索家中請求美國方面儘快批准對中國的貸款，為中國「打一劑救命針」。
諷刺的是，這個時候，美國的戰略物資（如鋼鐵等）正源源流入敵國日本。
中國真的山窮水盡了嗎？
物資，其實還是有的。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國的最後一線希望就是滯留在宜昌城內的9萬噸重要戰略物資——這是整個中華民族工業僅存的一點元氣。
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掐在這裡了。
可是，想保住這點家底幾乎是不可能的——宜昌城已經混亂不堪，隨時都面臨著被日軍血洗的威脅。
武漢淪陷前後，從武漢撤離出來的眾人把目光投向了江邊古鎮宜昌，每天都會有兩千多人來到這裡，最多時曾滯留幾萬人。
一夜之間，西遷的移民和物資，把這座古城撐得爆滿。
三萬多逃難的民眾，塞滿了整個街道（圖片來源於網絡）
所有難民，都想通過宜昌前往幾千公里外的「西南大後方」，有人這樣形容：「過了三峽就入了自家大門，日本人就追不上了。」
轉移陣地的軍隊和逃難的民眾，為了搶奪交通工具亂作一團。難民將火車車廂擠得水泄不通，車篷和車廂底下，凡是有空隙的地方都有人。
更為緊急的是，宜昌離武漢只有300多公里，日軍開車只需要幾個小時，飛機更是幾乎一起飛，就能立即投彈轟炸宜昌。
難民入不了川，會遭日軍屠戮；物資不能及時轉運，意味着「大後方」的軍事工業重建難度大大上升，並且，一旦被落入日軍之手，後果不堪設想。
素有「川鄂咽喉」之稱的宜昌在1938年成了關乎全中國命運的「咽喉」。
2.臨危受命
那時候的中國，不比現在，想要入川，沒有公路，更沒有鐵路，唯一的方式就是長江水路。
當時，虞洽卿和盧作孚都是國內重量級的船運實業家。
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輪埠公司、中華輪船公司和鴻安輪船公司更大，總噸位達到9萬餘噸，主要在長江下游和海面上經營。然而，抗戰爆發後，虞洽卿的船隻大部分被鑿沉於長江下游，用以封鎖江面，尚余的4萬噸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無法進入川江。
能夠在川江行駛的船只有24艘，其中22艘屬於盧作孚的民生公司。
並且，民生公司的輪船都是為在長江流域航行量身打造的，遇到航道狹窄、灘多水急的長江上游航段，只有它的船才能繼續航行。
盧作孚
考慮到日軍馬上就要打來了，為了阻止其西進，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軍事會議決定：將徵調的12艘海輪、國營輪船公司招商局的4艘江輪和民營民生公司的輪船鑿沉於江底，在湖北省田家鎮長江段上築起第三道防線。
民生公司的創辦人兼總經理盧作孚被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砸蒙了：他深知，一旦連民生公司的船都鑿沉了，轉運物資及難民就徹底沒戲了。
他當即決定：絕不能用這種方法在田家鎮布防！這時要是鑿沉民生公司的輪船，就等於自絕命脈。
時任湖北省主席的陳誠向蔣介石發了一封密文，請求答應盧作孚的提議——民生公司的船不能沉，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最後，民國政府最高統帥部採納了盧作孚的建議，採用鋼筋水泥船代替輪船沉入江底。
這下，轉運戰略物資的重擔落到了盧作孚這個矮小、清瘦的四川人身上。
盧作孚給蔣介石發了一封電文：必須集中長江所有的船隻，無論大小，這樣才能在11月底前將滯留在宜昌的9萬多噸物資和3萬多難民運抵四川。
每年12月開始，長江會進入長達5個月的枯水期。在枯水季節，三峽的水位將大幅降低，原本處於深水中的大量礁石會因此進入淺水區，甚至成為明礁。
這時，在三峽航行將變得更加兇險，生死難料。
緊迫的戰局和長江的枯水期，就像兩隻大手扼住了盧作孚的咽喉。從10月24日到11月底，留給盧作孚的搶運時間只有40天。
按照民生公司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1.4萬噸，要將9萬多噸物資和3萬多難民在一個多月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不可能！
國民政府也曾派人與太古、怡和等外國輪船公司接洽，希望這些公司的輪船參與支援搶運。
然而，這幾家外國輪船公司聲稱保持「中立」，可以運人，但拒絕運送兵工物資。至於民用物資，他們開出了高達300～400元/噸的運輸價格！
於是，民生公司只能單打獨鬥。
盧作孚召集人員，連夜起草出《非常時期客運救濟辦法》，並列出21條決定：
*要求旅客按到宜昌的先後登記順序依次購票上船；
*要求各輪船加速疏散；
*為抵制外國輪船公司發國難財哄抬運費與票價，規定本公司運費標準：總體原則是，免費送難童，半價運傷員、學生，大幅降低軍工物資運價；
*民間物資運費，在60～80元/噸；
*普通公用物資的運費，40元/噸；
*對兵工器材的運費，30～37元/噸。
*停售卧鋪，乘客一律實行坐票，從前睡一人的卧鋪改坐5人。
最厲害的是，盧作孚制定了「三段式航行」方法，民生公司可以藉此將往返宜昌和重慶所需的6天縮短為2天！
註：「三段式航行」的原理就在於把一條江看成三段，第一段是宜昌到三斗坪，第二段是三斗坪到萬縣，第三段是萬縣到重慶。民生公司可調用的24艘船（其中22艘屬民生公司，另2艘是懸掛法國旗的中國船），依照噸位可分為大、中、小三個船隊，分別投入到分截開的三段江面。
大噸位的船投放到最下游的第一段（宜昌到三斗坪），中噸位船隊投放到中游第二段（三斗坪到萬縣），小噸位船隊投放到上游第三段（萬縣到重慶）
同時，盧作孚還提出：
*最重要、最笨重的設備直接送到重慶；
*次要的、較輕的設備就縮短航程送到萬縣；
*更輕、更不重要的，就再縮短一半航程，送到奉節、巫山或者是巴東卸下，留待以後再來轉運。
這樣一來，川江中水位的時間就被充分地利用了，僅有的運力被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出來。
3.形勢惡化
第二天，天剛剛亮，三架印有太陽旗的飛機呈品字形呼嘯而來，朝宜昌碼頭方向扔下炸彈，隨後迅速消失在雲霧裡。
原本就擁擠不堪的碼頭頓時陷入混亂。然而，一晚上沒合眼的盧作孚巋然不動。他看了看手錶，準備提前開始搶運計劃。
1938年10月24日早上7點半，裝滿人員和物資的「民權」號輪船從宜昌起航了，比預計時間提前了半小時。
這是搶運計劃實施後，民生公司開出的第一艘船，將幾百名孤兒、難童送往後方。
他們眼眶裡噙滿了淚水，向盧作孚和他身邊的人群告別，齊聲唱起《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
我們離開了爸爸，
我們離開了媽媽，
我們失掉了土地，
我們失掉了老家。
……
稚嫩的童聲蓋過了機器的轟鳴，碼頭上的人群嗚咽着揮手與孩子們告別。
孩子們的歌聲似乎有種凈化心靈的魔力——碼頭上的人群的慌亂逐漸緩和下來，慢慢恢復了以往的秩序，大家都自覺地按照民生公司的方案排起了隊。
盧作孚想方設法挽救那些被親生父母棄之不顧的孩子，此舉得到了全城百姓的信任。他們相信，盧作孚一定也會讓自己登上保命的輪船。
可是，盧作孚卻為自己捏了一把汗。
雖然之前也多次參與到抗日救援的運動（如1937年9月，民生公司船隊在兩個星期內率先運送川軍4個師，兩個獨立旅出川抗日；武漢陷落前也多次運送過工廠設備、戰略物資，大批的軍隊和給養，以及故宮南遷的國寶，等等），但這次，盧作孚明顯感覺肩上的責任太重。
作為指揮者，盧作孚很多事情都親力親為，每天，他都出現在宜昌的各個碼頭，逐一巡查、反覆交代。
「盧作孚在我們中間」，這個消息一傳開，更加鼓舞了船岸工人的鬥志。
為了儘快運走物資，盧作孚指揮部下在三峽航段增設碼頭和轉運站，臨時增加僱工3000人、徵用民間木船850多條。
他還下令，所有需要運輸貨物的單位需馬上報告噸位，對因形勢惡化，來不及運輸的物資必須拋棄，絕不留給敵人！
4.絕地逢生
1938年11月，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立即加緊軍事行動。
日寇佔領武漢後，把注意力放到了大城市湖南長沙。對宜昌，他們加大了空襲頻率。
每天都會有日本軍機對運輸航船進行轟炸，據參與「宜昌大撤退」的倖存者回憶：「一聽到飛機來了，比在岸上更要緊張，因為在岸上還可以躲進防空洞，水中航行根本無處可躲，周圍都是水，只有靠船長這麼開、這麼躲。」
船行三峽，本已十分兇險。更何況，船的操控性本身就很差，速度也不快，一旦飛機進行轟炸，根本不可能及時躲閃。
「躲了上面，可能下面就會觸礁了，一旦被擊中，三分鐘船就沉下去。」
擁擠的宜昌河灘，奮進的點點白帆，呼喊奔跑的人流，一處處炮彈掀起的巨浪，一股股翻滾升騰的硝煙……
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就是這樣，頂着日軍的炮火、冒着生命危險完成了運輸任務。
這一階段的搶運異常緊張與忙碌。盧作孚在《戰時運輸最緊張的一幕》中描述：
「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隻、六隻、七隻輪船，下午總得有幾隻輪船回來。當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着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着裝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着沉重的機器，不斷地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整個過程就像是現代工業流水線，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着。
三峽航運險惡，夜間不能航行。因此，每當夜幕降臨，碼頭工人就會全部出動，在煤油燈發出的星星光亮中，奮力裝配物資。
到了11月中旬，40天的期限已經過半，而貨物才運了1/3。
枯水期即將來臨，留給盧作孚的時間更少了。
船員死傷和船隻損毀情況越發嚴重，盧作孚不得不為輪船裝上無線電台，以便隨時接收軍方發來的空襲警報，盡量讓輪船提前躲避。
三峽航道狹窄彎曲，兩岸都是懸崖峭壁，日軍飛機為了避免撞山，不敢低空轟炸。因此，輪船可以提前靠岸，藉助懸崖遮蔽，這樣，高空飛行的日寇飛機很難發現目標。
可是，這樣一來，航行時間就沒法保證了。並且，遭遇日軍轟炸的輪船除了徹底報廢的都需要維修。
搶運再次陷入困境。
不得已，盧作孚決定：所有輪船開通夜航。
今天，輪船上裝有雷達、聲吶探測器、GPS定位系統。藉助這些現代化的電子設備，輪船晝夜航行沒什麼兩樣。
如果沒這些設備，在險灘礁石密布的川江夜航，相當於「盲人騎瞎馬」。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一直禁止川江夜航。
在當年，開通夜航簡直就是以命相搏！
而民生公司的船員們在一個又一個漆黑夜幕下的川江航行中絕地逢生！
民生公司定下一條死規定：領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船長）要對川江上的每一個峽口、險灘、礁石，甚至是每一處漩渦都爛熟於心。
正因為有了這樣專業的領江，1938年的夜航才能夠順利實施。
1938年11月下旬，枯水期將要來臨，中水位輪船已不能在川江繼續航行。
盧作孚臨危不亂，組織民生公司員工改用木船和絞盤拖船，裝載餘下物資日夜運輸。
行至險灘水枯處，民生公司的員工與前來援助的軍民一起，改用人力在長江岸邊拖着一艘艘分裝的木船艱難前行。
這是一張1938年由外國記者拍攝的照片：為了轉移戰時的物資，這些縴夫屈着身子、背着韁繩，艱難向前挪動。
西方人很吃驚：這個被譏諷為「拿着筷子與日軍交戰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時刻會用自己的肉體與炸彈與刺刀搏鬥，這樣的民族是不會滅亡的。
美國民眾援華的呼聲空前高漲。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前途進行重估，為之後對華物資援助政策奠定了基礎。
5.勝利在望
1938年12月，川江里，輪船的螺旋槳打到河床上、飛起了鵝卵石。
這意味着川江的水位不再適合航行，老天給中國人的40天期限已經結束。
原來在江邊堆積如山的軍工與民用器材，基本順利入川。
對於這段終身難忘的回憶，盧作孚寫道：「四十天內人員早已運完，器材運出三分之二。原來南北兩岸各碼頭遍地堆滿器材，兩個月後，不知到哪裡去了。兩岸蕭條，僅有若干零碎廢鐵拋在地面了。」
那些日子，盧作孚日夜守在指揮中心，所有電文都經他親手審閱、批示；他對全局和每個環節都了如指掌。
深夜時分，他親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困難。
他鼓勵部下：「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衝鋒，我們在同敵人拚命。」
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里，日夜操勞的盧作孚形同槁木。
值得一提的還有，除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行之有效的「三段式航行」方案之外，整個公司所有人員都能夠絕對服從命令也是決定搶運成敗的關鍵因素。
「九一八」事變後，盧作孚就提出了「我們應做義勇軍的預備，訓練成軍人的身手」，在職工的床單上，印了「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的口號，做好了參加抗日戰爭的準備。
在民生公司，宿舍像軍營一樣整潔，員工穿統一的民生服，在食堂統一就餐。每一個新進人員都需要經過軍訓和技術培訓。
正因如此，盧作孚以及他的民生公司才能臨危受命、力挽狂瀾，為中國民族工業乃至整個抗戰保存了「元氣」。
據統計，此次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損失輪船16艘，116名公司職員犧牲，61人受傷致殘，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
40天搶運的物資，相當於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運輸總量。
1940年，宜昌淪陷。當日軍進入這座鄂西重鎮時，看到的已經是一座空城。
直到宜昌淪陷，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150餘萬，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和廣東炮廠的物資。
日本軍方在檢討武漢會戰得失時，認識到此次中國軍民拼着性命搶運戰略物資在整個戰爭中的作用：「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佔武漢作戰的同時就攻佔宜昌，其戰略價值就大不一樣了。一定能置中國的民族工業於死地。」
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得益於「宜昌大撤退」，一批現代化的鋼鐵廠、兵工廠和紡織廠，在長江上游的大後方相繼建立起來，為國民政府組織反攻和中華民族奪取整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