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至5月6日，萬錦多福醫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一支為幫助籌款建造多功能手術室（Operating Room ）的登山隊Trek Everest，於從尼泊爾的德滿都（Kathmandu）出發，經過喜馬拉雅山，歷經艱辛最終於當地時間5月1日登上海拔5千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大本營（Base Camp on Mount Everest）。此舉在本地社區甚為少見，記者為此走訪了萬錦多福醫院以及相關組織者。
都市報記者
多福醫院基金會社區關係與企業合作關係副主席Allan Bell在接受《加拿大都市報》記者專訪時顯得有些雀躍。對於登頂珠峰，他似乎有講不完的話，甚至不知從何說起。原來這並不是多福醫院和Bell第一次組織類似的探險活動了。「在2011年，我們還征服了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Mount Kilimanjaro），努力籌集資金用於提高社區對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認識。我們成功籌集了超過55萬元的善款，帶領一隊18人登頂了乞力馬扎羅山峰。很幸運地，當時的一些團隊成員也加入了這次的登珠峰之行。」
登山籌款並非是第一次
拼了命去冒這個險，整個團隊只有一個目標：完成登頂，以此號召大家為多福醫院建造多功能手術室捐款，支持社區醫療保健建設。同時，Trek Everest這支隊伍還探訪了2015年經歷了地震災害、正在重建的尼泊爾，在當地的醫院和學校進行交流和慰問活動。
這支由25位來自醫院、社區、商業領袖、志願者等多人組成的登山隊中，有一位華裔女性的身影：社區人士孫曉明。談到自己決定投身這次活動時，她對本報記者說：「我的父母很擔心我，不太願意讓我走。但還是全力支持、鼓勵我參與慈善。我也笑着說對他們說我會沒事，但是出門以後我就流淚了。自己不是專業的登山隊員，總覺得準備得不夠充分。3個月的專業訓練加上之前一些不太專業、沒有規律的鍛煉，想要登上氣溫低、海拔高的珠峰，對我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驗。為了給醫院的手術室籌建出一份力，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下來。
「與沿途的登山隊不同的是，我們這支隊伍中有5位醫生。3千米以下我們每人每天做一次體檢；3千米以上每天做兩次體檢。每個人體能到什麼程度，醫生基本心裏都有數。這幾位醫生一路救死扶傷，幫助其他隊伍的人以及當地人，善舉是無國界的。其他攀登隊伍中沒有醫生、無法每天進行體檢的人，可能忽然身體會出現問題。因此我們的隊伍中，我感覺很安全。」
25人計劃籌集75萬加元善款，每人最低的籌集資金目標是1萬元。孫曉明為自己設立的目標是2萬元。Bell告訴記者，如果有更多人報名、並且他們的身體條件允許，他願意有更多的成員參與。「人們自願前來加入，我們會告訴他們要先去看醫生，有醫生的允許、身體健康指標非常好的情況下，才能前往。因為當攀登海拔高的山峰時，你不能提前診斷出人們是否會有高原反應。不去到那裡就不會知道。」
看見隊員退出想哭
Bell告訴記者，成員們為了能登頂都自願花時間訓練了9個月的時間。孫曉明表示，有3個月的訓練是大家在一起的集訓，做得久的隊員訓練了8至9個月。25個人在登珠峰之前就結下了情誼。「基本一星期會有3次訓練。身體的靈活性的訓練；呼吸、力量的訓練；再就是練習長途跋涉。每次訓練大概要1至4小時不等。我每個星期還要再加3至5次的額外訓練給自己。也有一些人單獨請了私教（private trainer）專門做訓練。」
這些前期的準備工作、訓練，相關產生的費用，都是25個團隊成員自己負擔的。包括飛往尼泊爾旅行的費用、飛機票、住宿等都是由個人支付。孫曉明稱，「所有籌來的慈善捐款都會悉數交給醫院，而我們活動產生的任何花費都由我們個人承擔。因為每個人選擇的艙位和條件不一樣，每個人的成本也不同。粗略估計，每人的開支都在1萬元以上。」
根據Bell的介紹，隊員們都不希望花了錢參加這次活動、最後卻不能完成行程，因此高強度的集訓勢在必行。Bell毫不避諱地承認，最終只有21人登上了珠峰。「這對我們是個很敏感的話題，沒有登上去的人，直接指出來他們沒有成功，這很艱難。我們是一個團隊，希望一起完成這件事。但有人第三天就身體感覺不舒服、無法承受了。訓練許久的他們都很悲傷。有直升機來接他們下山，我們再讓直升機帶他們飛上去看一眼，所以他們都看到了大本營的樣子。我依然為每個人感到驕傲。這次旅程真的很艱難。」
孫曉明表示，在她出發前，就已經得到了社區的支持和關注。「去之前，很多關心我的人都讓我慎重考慮一下，要不還是別去了。我知道他們是出於善意的關心和問候。其實在出發前面的1至2個星期，我看到了很多關於登山危險的消息、視頻，高原反應嚴重性的文章。我沒有刻意去找尋這些，但是這些東西不自覺地映入眼帘。那時候壓力的確很大。」
幸運的是，孫曉明在攀登珠峰的過程中，高原反應並沒有太明顯。「每天多的時候走8個小時的路，少的時候走5至6個小時。一共走了10幾天，筋疲力盡、風餐露宿。晚上要穿着羽絨服鑽到睡袋裏面，再蓋被子。有個隊員比我準備得還充分，但她是第一個退出的。當時我不敢看她，因為我很想哭。花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而且是準備非常充分、對登頂有很多希望的人，因為身體原因，到了3千多米的時候就不能再往上走了。這個過程非常艱難。我很幸運，最後跟隨大多數人登上了珠峰。」
籌款為建新型混合型手術室
Bell稱，多福醫院跋涉珠峰的參與者致力於在所在的社區、離家很近的地方能夠有先進、卓越的手術護理。「新的混合手術室將縮短手術等待時間並改善患者護理。由於近年病患數量的增加，跟上需求勢在必行，特別是因為要提高患者的安全性和最佳的臨床結果，醫院迫切需要額外的手術室，以滿足透視檢查或實時X射線視頻（x-ray video）的需求。這是在如腎結石切除術等許多手術中必備的工具。這個手術室將會立即使泌尿科受益，並為其他外科手術提供未來發展機會。」
提及為何安省政府沒有對新式的必要儀器有資金支持，媒體關係負責人David Jensen在回復記者的郵件訪問時表示，雖然安省衞生和長期護理廳（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Term Care）通過地方健康整合網絡（the Local Health Integration Networks）為公立醫院提供資金，但是醫院是由自己的董事會管理的獨立公司（independent corporations）。「這是根據『公立醫院法案』（Public Hospitals Act）和其他立法規定的。雖然醫療保健系統的反饋意見對衞生廳很重要，但醫院的管理者負責醫院的日常管理，包括提供的服務、給患者的護理質量、人員配備和實施董事會通過的各項標準和程序。這包括了採購最適合其所在社區的臨床和其他設備。」
Jensen指出，醫院有其他來源為他們所需的項目、醫療器材、擴建和改造籌集資金。「這些包括通過基金會籌集資金、停車場徵收的停車費收入、或向非醫院服務方分配空間（allocation of space），如食品供應商或私人診所。所有對新資本投資的要求首先得到地方健康整合網絡的支持，以確保提議的投資能夠支持當地的健康和服務需求。省廳持續審查提議的資本投資以供批准。在某些情況下，服務提供商可以使用自己的資金進行投資。」
Jensen向記者介紹，醫院資本成本分攤（Hospital Capital Cost Share Policy）政策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目前的政策使省廳在合格的醫院資本規劃和設計成本（capital planning and design costs）中佔100％的份額，符合條件的建設成本佔90％，而新的資本設備（new capital equipment）則佔0％（伴隨有一些特例）。「醫院認為，讓當地社區參與設備的籌資比為醫院建設捐款要容易得多。」
Jensen的這一說法得到了Bell的證實。「的確向社區徵集設備的捐款比較容易，因為這有益於社區醫療保健。如果我們認為使用1台核磁共振儀（MRI machine）不夠，需要兩台，那麼我們就會去社區告訴大家如果我們有另一台機器，我們可以提供怎樣多的服務、如何幫助大家。社區會幫助我們完成籌款。我們不會因為醫院的建設而發起籌款，這些由政府負責。我們只針對購買病床、CT掃瞄儀、核磁共振儀器、輸血機等這樣的事情而發起慈善捐款。」
當某一區域人口大幅度增長時，安省衞生廳的確會考慮從不同層面增加對醫院的資金支持。未來資金的實際增加將取決於省級預算（provincial budget）的相關決策。Jensen表示，向醫院提供資金的依據考量有多種因素，包括他們看的病例或患者的數量、提供給這些患者的治療的複雜性、以及他們所承擔的成本。「近年來，由於其他一些因素，向醫院提供的資金也有所增加，如解決人口增長較快的社區的健康保健需求；支持在家中提供護理；減少優先程序（priority procedures）的等待時間；支持減少急診部停留時間的舉措；改善醫院服務的可及性等。」
與當地醫院交流學習
Bell也對記者表示，跋涉隊中的的10名成員在加德滿都（Kathmandu）及其周圍地區度過了數天時間，參觀當地醫院並交流想法，與當地醫生和行政人員舉行一對一的會議，並互相學習。大家深有感觸：要感謝我們在加拿大所能擁有的醫療保健系統。
「我們為當地醫療保健人員提供了學習機會。例如，Mitesh Mehta博士教醫生和助產士如何執行某些特定的超聲波。尼泊爾地區的醫院有3種方式可以提供醫療保健：公共、私人和政府資助項目。從技術角度來說，真的讓我們很驚訝他們的工作效率。不僅關於他們提供的醫療保健的類型，還包括他們如何從行政角度提供醫院中差異服務的大綱。比如說，尼泊爾的醫院急診室裡有60個病人，卻只有2名護士。而且資金不足的地區，他們服務的人口更多。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擁有漸進的醫療制度。無論走到哪裡，我們都可以向別人學習，別人也可以向我們學習。」
登頂改變人生觀
孫曉明沒有想到，真正登上珠峰大本營的那一刻，和她之前設想過千萬次的感覺卻完全不同。「沒有登上去之前，我會想登上的那一刻自己會有多麼地高興和自豪。但真正到了那兒以後，那一刻我發現，原來我們作為人、一個單獨的個體，不論身體有多強大、心理有多強壯，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山裡有那麼多冰川，輕輕抖一下，掉一個ice fall， 下面的帳篷可能就都沒了，可能就會有一個Earthquake。那個時候會突然之間對自然和人生產生了敬畏之情：有更多的尊重，感受到自然的偉岸和莊嚴。」
十幾天的攀登過程中，在海拔數千米的寒冷高山上，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孫曉明說，在山上吃的東西都很簡單，也因此在回來以後更加珍惜平常的生活。「我們在山上每天都吃米飯、麵包和馬鈴薯等非常簡單的食物，早晨起來有雞蛋吃。路上沿途有一些當地人開的Tea house會煮一些簡單的東西。因為這樣消耗體力的生活，我們有個隊員全程下來瘦了10公斤。回來以後，我對眼前的事物和人生會更加知足，對能夠擁有的東西更加珍惜和感激。」
目前，尼泊爾仍然是世界上相對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在尼泊爾，昆布地區已經成為最發達、富裕的地區之一。2015年的強大地震造成了尼泊爾9千多人死亡，無數歷史遺迹被毀。Hillary家族的信託資助了索羅昆布和昆布地區150所學校的改造和修復和費用。受影響的社區被予以現金、勞動力或當地材料的方式提供了10％-20％的重建費用。他們還培訓尼泊爾建築工人如何建造抗震建築。
Hillary家族的故事
這一次的冒險之旅除了為多福醫院籌款，也是為了慶祝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人類Sir Edmund Hillary登頂65周年整。因此這次頗具意義的行程還由他的兒子Peter Hillary共同前往。提及Peter Hillary，孫曉明的言語中充滿着景仰。「他是一個無比謙遜、低調、淵博又平易近人的人。在這個團隊中，我們有隊員是冰球運動員。Peter已經63歲了，是我們中年齡最大的，但他比專業的運動員還要棒。」
建設昆布地區的功臣
Peter Hillary的父親Edmund Hillary於1953年5月29日首次登頂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到達山頂前最後的障礙也因他而得名「Hillary Step」。60多年來以他命名的項目還有許多：學校、戶外教育學校、大學獎學金等。在Edmund Hillary眾多的成就中，影響最大的是Hillary家族在尼泊爾昆布地區的人道主義工作，改變了幾代夏爾巴人民的生活。
孫曉明稱，當Edmund Hillary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攀登珠峰的人以後，他是新西蘭人的這個地域的概念已經變得非常弱了。他所做的善舉成為全世界對珠峰感興趣的人的關注和支持的項目。「世界上最高的醫院和學校，都是他們的家族贊助做成的，為全世界各地前去攀登珠峰的人救死扶傷。學校也培養出了很多優秀、傑出的專業人士。比如說我們坐的飛機，有的飛行員就是從那個學校畢業的。他們的家族為了當地的發展、推進當地的生活、醫療水平教育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為當地人開創的新生活
Mahendra Kathet是尼泊爾昆瓊中學（Khumjung school）的校長，Hillary新西蘭信託基金合伙人。Kathet曾在接受《新西蘭先驅報》記者Martin Johnson訪問時說，「昆布地區教育的良好影響，是Edmund Hillary的遺產。他是昆布地區的神。這種觀點在這裡很普遍，他和他的國際援助組織賦予了當地人民權力而不是跟隨固有的價值觀。昆布地區的年輕人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並有機會走出這裡。」
當年，Edmund Hillary和他的朋友與當地尼泊爾人在以前沒有學校的27個村莊建起了教室。1966年，他還建成了第一家醫院。同時，一些鄉村衞生診所也逐漸建立。1968年，Edmund Hillary籌劃建立了盧卡拉簡易機場，也由此引發了到達該地區旅遊和徒步的熱潮，把原本以農業為主的昆布地區推向了新的紀元。
孫曉明對Hillary家族在當地的影響有着很深的感觸。「Hillary家族在珠峰上影響是很大的。一路上，當地居民每個人都知道他們。Hillary Step、他們捐的橋、修的路，捐助的醫院，大家都很有感觸。有Peter Hillary和我們同行，對整個隊伍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孫曉明透露，在當地他們有配備了一個類似「地陪」的由本地人組成的團隊，幫助隊員們在攀爬過程中拎一些生活用品以及照顧他們的基本飲食。「每個人的背包還是要我們自己背，但是這個團隊的人會幫我們做做飯、安營紮寨等，非常專業。他們基本都能用簡單的英文溝通。本地人登山很厲害，體能特別好才能做這個工作。這些人也通過當地的旅遊、登山的相關服務謀到了生計。」
目前，尼泊爾仍然是世界上相對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在尼泊爾，昆布地區已經成為最發達、富裕的地區之一。
2015年的強大地震造成了尼泊爾9千多人死亡，無數歷史遺迹被毀。Hillary家族的信託資助了索羅昆布和昆布地區150所學校的改造和修復和費用。受影響的社區被予以現金、勞動力或當地材料的方式提供了10％-20％的重建費用。他們還培訓尼泊爾建築工人如何建造抗震建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