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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都市网】大量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案例导致杰奎琳·麦克奈特（Jacqueline McKnight）患上了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在一次采访中，31岁的杰奎琳·麦克奈特描述了新布伦瑞克省儿童保护机构这份工作如何让她感到恐惧和绝望。 麦克奈特说：“我看到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她在今年2月开始休假，在这之前这份工作已经做了三年。 "就伤害、虐待、人们行为而言......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听到的这一切，我们感受到这一切。当你打卡下班时，这一切却不会离开。" 麦克奈特说，她经常担心她所看管的孩子的健康和安全。 她还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那些对她的参与感到不满的父母有时会大发脾气。 她说:“我在人们最糟糕的日子介入他们的生活，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难过。”“我理解他们为什么生气，把气撒在我们身上。” 考验 麦克奈特于2018年1月到该省西部的社会发展部工作，同月她从圣托马斯大学毕业，获得社会工作学士学位。 在她工作的第7天，她不得不把两个非常年幼的兄弟姐妹从家里带出来，因为他们被严重疏于照管。随后，她不得不出庭作证。 “这是所有速成班中的速成班，”她说。 工作大约六个月后，麦克奈特仍然没有接受过关于数据库等系统的全面培训，她却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包括与同事就如何管理高风险情况进行协商。 "我当时感觉到紧迫性。我觉得我必须把自己分成两半来处理工作"。 麦克奈特说，如果她所在的地区人员充足的话，应该有两个由6名社工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主管，总共约14人。 但她说，由于职位空缺、人员短缺、人员倦怠和因倦怠而休假，有时只靠一半的人员运行。 向其他社会工作者寻求帮助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 “你只会给别人带来更多的负担。” 不可能的决定 麦克奈特说，在这么多紧急情况下，要选择优先处理哪个家庭是一个持续的道德难题。 "你会去那些已经被记录在案，情况很糟糕的家庭？还是，去找那些你还没有看到，但听起来却非常糟糕的家庭。" 在决定是把孩子继续留在家里还是送去寄养时，也有内心的痛苦。 在很多的情况下，并没有严重到需要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 如果把孩子留在缺少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家庭时，麦克奈特会感到焦虑，有时会用自己的钱进行一些紧急采购。 她还会反复思考当孩子不得不被带走时可能带来的所有伤害。 "把孩子从他们家庭带走？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她说。"那是我们工作中最糟糕的日子，绝对是最糟糕的。调查文献清楚地说明了这将如何影响一个孩子，这对他们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 “有时凌晨3点醒来，会想，‘我的决定正确吗?我做的是对孩子来说最好的事吗?” 愤怒的家长 麦克奈特说，她的工作中最可怕的是第一次去一个家庭调查，涉及武器或毒品投诉。 她说，很多时候，她不得不独自前往，因为其他社工太忙，警察也太忙。 光是鼓起勇气走到门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心理能量。 麦克奈特说："你简直是走进了完全和彻底的未知世界，"她回忆说，心脏和头脑会飞速运转。 "他们是否会说，'滚出我的地盘'。他们会不会打我的脸？他们是否会向我展示他们在门边上膛的枪？" 麦克奈特说，她被推搡、打耳光、吐口水，还被狗追赶。她被恐吓和威胁过。 "有些会对我说，'我知道你住在哪里'，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们这是不是虚张声势呢？" "在公共场所，如杂货店、沃尔玛或公园，我经常有恐慌症发作。我无法忍受在工作之外看到任何有关工作的提醒。我有些不对劲。" 最后，麦克奈特把她的房子卖了，当她休病假时，她搬到了该省的另一个地方。她现在仍然受雇于社会发展部。 工作对社工的家庭造成了影响 麦克奈特自己没有孩子，但她说她目睹了这份工作是如何影响她同事家庭的，这是不健康的。 她说，那些为人父母的社会工作者因为忙于处理案子中孩子的迫切需求，而错过了和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错过了自己孩子的运动、音乐会、约会和活动，因为他们的工作由不得自己。 社会工作者可能需要去医院，等待医生检查孩子的伤势。他们可能会被耽搁，等待警察到来提供帮助或进行法医询问。 “在这种情况下，你无法脱身。需要多少时间就需要多少时间。如果需要24小时，你就得工作24小时。如果工作持续到凌晨4点，你就在那里，没有任何交换条件。没有人会来接替你。” "他们必须做出选择，从我认识的人那里了解到的现实是，他们选择了工作中的孩子。他们没选择自己的家庭，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会遭受痛苦。" 职业生涯被缩短 除了害怕离开家之外，麦克奈特说她还患上了饮食失调和同情疲劳症。她甚至想过自杀。 "我的同事们的世界是如此消极、悲伤、绝望。我们看不到健康的、适应良好的、被照顾好的孩子。" 麦克奈特觉得她正在失去与家人沟通和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 "我很难找到共鸣，这让我很害怕。没有同理心，你就无法做这份工作。” 最终，她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她向WorkSafeNB接受的索赔中，她的伤害被描述为 "神经系统，如神经休克，神经崩溃"。 麦克奈特在社会发展组织工作时，顾问乔治·萨沃里（George Savoury）被雇来对儿童保护系统进行审查。 他在2018年11月发布的报告称，"案件量/工作量的困境是新不伦瑞克省工作人员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这是员工调查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在全省区域会议上最常提出的问题。" 麦克奈特说，这份报告激发了招聘更多员工的希望，但在她今年休假之前，她的办公室正处在她所见过的最严重的人员短缺中。她说，办公室里有一半都是空的。 员工们震惊 作为公共部门的一名社会工作者，麦克奈特属于CUPE 1418地区，该地区自2017年8月以来一直没有签订合同。 由于当地正在进行罢工，麦克奈特得到了工会领导的许可，可以就她的工作条件发表意见。 当地的主席肖娜·莫顿（Shawna Morton）表示，他们的情况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儿童保护工作者可以通过他们的雇员援助计划获得咨询，但莫顿说，工作人员可能没有时间或精力寻求帮助，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的话。 “人们变得非常震惊，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她说。 麦克奈特说，儿童保护档案的保密性和儿童保护工作者的沉默，使社会更容易假装严重的虐待和忽视儿童的现象并不普遍。 麦克奈特说，她正在康复中，但不知道是否还能恢复到能再次担任这份工作。   （都市网Judy编译,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参考链接：https://www.cbc.ca/news/canada/new-brunswick/child-protection-worker-traumatized-by-job-1.6241623

■■许多儿童保护案件，在安省法院审理。星报   星岛日报讯   在保护儿童个案中，目前在安省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有资格对父母的能力作出评估，从而协助省府决定家长是否有能力照顾孩子，抑或须要把孩子交给寄养家庭照顾。有专家表示，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据《星报》报道，日前，只在“学校心理学”领域有执业资格的沃尔顿-艾伦（Nicole Walton-Allen），被揭在儿童保护个案中，冒充临床心理学家身份出庭作供，完成了超过100宗父母能力评估，引发业界对“谁有资格评估保护儿童个案？”的讨论。 艾伦案件的主审法官琼斯（Penny Jones）认为，鉴于评估会涉及到很复杂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只能由法庭依据可靠的专家意见来裁决。法官并指出，艾伦只是学校心理学家，没有资格担任该项评估工作。 这一案件也促使业界，呼吁福特政府进行独立审查。支持者称，独立审查可以对评估者的资格、教育和培训提出急需的相关建议。 缺乏专业培训和资源 安省儿童保护律师协会（Ontario Association of Child Protection Lawyers）律师米勒（David Miller）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缺乏对评估人资格的评判标准。他表示，“应该制定强制性的规定和标准”。安省皇后大学家庭法律教授巴拉（Nicholas Bala）认为，评估人在法庭上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前缺乏专业的培训和资源，来有效保障孩子的监护权”。 巴拉教授与西安大略大学教授莱希德（Alan Leschied），曾在十几年前就提出过评估人的资格问题，并建议政府建立一个独立的“责任中心”，研发评估报告标准和评估人的资格，以及监管评估人的工作，并提供相关的教育培训。 然而，对于除临床心理学家或心理医生之外，其他专业人士是否有资格评估，仍存有争议。安省社会工作者协会（The Ontario College of Social Workers and Social Service Workers），在接受《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父母能力评估属于其社会工作范畴。护士学会（The College of Nurses）称，目前没有限制精神病护士不能从事这方面评估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