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12岁来自卑诗省温哥华的高尔夫球手刘萱(Michelle Liu)打破加拿大纪录，成为史上最年轻参加加拿大女子高球公开赛(CP Open)的选手。刘萱表示，自己非常开心，“能和很多伟大球员一起比赛，绝对是很棒的体验。” 加拿大女子公开赛是LGPA巡回赛中唯一的加拿大站点，周四起开打。世界知名高球好手如：加拿大的亨德森(Brooke Henderson)、中国的冯姗姗、韩裔美籍的金楚笼(Christina Kim)等人都将参加比赛。 学习高尔夫6年的刘萱屡次拿下好成绩，她在7月下旬加拿大女子业余锦标赛中打出了加拿大选手的最好成绩。2017年的IMG世界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和U.S. Kids Golf世界冠军杯赛上赢得她所在的年龄组冠军，这两项比赛都是顶级青少年高尔夫赛事。在今年于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IMG世界青少年高尔夫锦标赛中，她又打出了低于标准杆8杆的好成绩，创下球场最佳纪录。   (刘萱和教练霍汀。) 她的教练霍汀(Rob Houlding)表示：“她每周都会花大量时间打高尔夫球，以她的年龄来说，她的高尔夫智商非常高。” 周四下午开球时，刘萱的年纪只有12岁9个月和6天，打破了上届冠军的布鲁克亨德森(Brooke Henderson)保持的记录，她在2012年首次参加这项比赛时为14岁。 亨德森对记者表示，她已经在练习场上遇到了刘萱，觉得很酷，祝福刘萱好好享受。“我14岁时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从中学到很多。” 刘萱的父母祖籍中国宁波，于2006年移居加拿大。 (刘萱出席加拿大公开赛前记者会。) 刘萱与高尔夫结缘始于她20岁的姐姐刘布，正在耶鲁大学就读的刘布也是一名高尔夫好手，是耶鲁大学高尔夫球队的队员。6岁时妈妈帮刘萱报名参加高尔夫夏令营后，她发现自己很适合打高尔夫。 霍汀执教的列治文高尔夫学院中，有许多高水平的青少年球员，亚裔面孔越来越多，霍汀说：“从亚洲，中国、韩国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国家来到这里的人都知道，你必须努力工作，成为社会中的顶尖者，并将职业道德延伸到高尔夫球场。” 网上图片 v01

加拿大约有920万名婴儿潮人士将于2030年退休，加上出生率持续下降，全国将会面临劳工短缺的问题，对经济及财政带来压力。有最新报告指出，如要维持加国社会稳步增长，移民政策是解决劳动人口需求的重要钥匙。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表示，移民对加拿大是什为重要，有助推动经济发展，无论是现今或未来，需要从世界各地吸纳专才来加国定居，以填补缺乏的劳动力。加拿大会议局（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发表最新的报告，名为“无法独自完成”（Can't Go it Alone）。该会首席经济分析师安图内斯（Pedro Antunes）称，报告讲解引入移民可以为加国劳动市场注入强心针。当中提及的方案，包括让少数群体更容易进入劳动市场，维持劳动力增长来刺激经济活动，以及使用税收资助社会开支如增加医疗护理经费。 预计2040年需额外增加220万劳工 报告指出，在2018年至2040年，将有1,340万人退出劳动市场，但离开学校进入职场填补空缺的人士只有1,180万人。由于人口老化问题转趋严重，加上出生率继续下跌，加国需要人才投入劳动力，才可以维持优质的生活标准。此外，加国整体工作有42%可能因自动化趋势而流失职位，例如销售员、收银员、行政助理、厨房助手及货车司机，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将会是被淘汰的高危一族。而且拥有大学程度的工人中，只有12.7%会被机器取代他们的工作职位。 专家分析，预计在2040年需要额外增加220万名劳工，包括更多的妇女，原住民及残障人士加入劳工行列，为经济带来1,010亿元效益。因此，引入移民仍然是解决问题的良方，在2018年至2040年间，使劳动市场增加370万名劳工，经济增长率提高三分之一。 据资料显示，加国每年吸纳移民数目，至2021年上升至350,000人，相对现时约300,000人，过去十年每年约有250,000人，这项增长主要是减轻离开职场的退休人士带来的影响。年届65岁或以上的人士占本国人口比例，由现时的17%升至25%。但出生率维持每名女性生育1.5个孩子，而且不会增长。 3,350位申请人中签 获发移民邀请 根据非官方机构加拿大移民通讯（CIC News）的消息，加拿大移民部在5月1日的抽签中，向3,350名透过“特快入境”系统（Express Entry）申请移民的人士，发出“邀请移民通书”（ITA）。 该批中签人士在综合评分制度（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简称CRS）的最低得分为450分，比今年4月17日抽签所要求的451分还要低。 “特快入境”系统管理多个经济类移民类别的申请人，包括联邦技术人员类别（Federal Skilled Worker Class）、联邦技术工业类别（Federal Skilled Trades Class），以及加拿大经验类别（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获邀者较去年增6,750人 以上类别的合资格申请人，会进入“特快入境”人才库，并按照个人的年龄、教育程度、技术工作经验，以及英语或法语程度，获得CRS评分。拥有足够分数的申请人，将透过定期抽签，获得“邀请移民通知书”（ITA）。 本年至今，已有31,250名透过“特快入境”系统的移民申请人，获得ITA，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750份。 在5月1日的抽签中，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以小说改编拍摄的Netflix系列剧集Alias Grace，2017 一对年轻的仆人情侣被指控将雇主——一名安省富农和女管家双双谋杀，这是一宗发生于1843年的血案。但是Grace Marks 和James McDermott到底是否此案真凶，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 1843年7月28日，盛夏。安省列治文山农场主Thomas Kinnear和他的情人、管家Nancy Montgomery在位于Yonge街和Elmwood大道的家中遇害。犯罪现场血腥惨烈，Kinnear中枪身亡，而Montgomery则在头部遭钝器严重击伤之后被人勒死。 ▲Thomas Kinnear位于安省列治文山的农场 ▲流传至今唯一的Grace Marks照片 警察很快锁定了两名最有可能犯案的凶嫌，两名Kinnear农庄的爱尔兰裔年轻仆人情侣－－20岁的James McDermott和16岁的Grace Marks。这两名年轻人在案发之后，匆忙席卷了一些属于农庄的值钱物品，准备乘船逃亡美国纽约州。警察在案发两天之内就将两人拘捕。 ▲法庭画像Grace Marks和James McDermott 1843年 因为凶犯犯罪手段残忍，两名死者既是主仆又是情人的关系，加上两名嫌疑人又如此年轻，这宗血案成了街头巷尾的议论焦点，各报章也纷纷争相报道。不过凶案细节则仍然疑点重重，关于嫌疑人的具体信息的报道也少之又少。 时年16岁的嫌疑人，Grace Marks于1827年在爱尔兰出生，1840年和家人迁居加拿大。 20岁的James McDermott则是1837年从爱尔兰来到加拿大，短暂从军后，被Thomas Kinnear雇佣。 Grace Marks和James McDermott被雇佣的时间前后相差不过一个星期。 庭审期间，Grace Marks和James McDermott在作证时都表示，曾多次看到女管家Nancy Montgomery因为工作做得不好而责骂彼此，故而因为积怨决意进行谋杀。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两名嫌疑人开始互相诋毁，试图为自己挽回余地。虽然尽力将Grace...

星岛都市网微信原创 作者：金石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2013年 加拿大卡尔加里 一个7岁男孩子病了 她的妈妈不相信西医 只相信自然疗法 没有得到治疗的孩子 在数天后身亡 48岁的母亲则被判刑三年 图片来源：FACEBOOK 由于儿子在2013年的细菌感染死亡，卡尔加里一名48岁的母亲塔玛拉·洛维特（Tamara Lovett）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洛维特的儿子瑞安（Ryan）当时感染链球菌，但她并没有把儿子送去医院治疗，坚信自己的自然疗法，最终导致了儿子的死亡。 洛维特被判刑三年。法官Eidsvik称，判决是为了阻止其他父母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孩子！“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好转，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必须要把孩子送到医生那里接受治疗。” 7岁的瑞安当时已经感染了十天，并且病情一直在恶化。2013年3月2日，洛维特看到Ryan躺在地板上，才拨打了911，而当医护人员抵达时，他已经死了。 在打电话给911说他已经停止呼吸之前，瑞安已经死了。尸检发现小男孩的身体充满了链球菌，这导致他的大部分器官衰竭。 洛维特在法庭上称，她相信当时瑞安只是感冒，所以用蒲公英茶和牛至油来试图缓解。 而实际上，除了链球菌感染外，瑞安当时还患有脑膜炎和肺炎。医生证实，如果使用抗生素，瑞安的感染本可以治愈，他不应该死掉！ 而自从儿子死了以后，洛维特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她的法庭上频频流泪。“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希望别人从我的无知中能得到教训。” 无知母亲获假释 希望其他人汲取教训 昨天，50岁的洛维特获得完全的假释。 洛维特在加拿大假释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她仍对瑞安感到悲伤。“我每天都感到悲伤，内疚感将永远伴随我的生活，但我必须学会原谅自己。如果能重来一次，一定不会是这样，”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洛维特告诉假释委员会，她已经放弃了她的“New Age”生活方式，并成为一名基督徒。希望其他人能从她这里得到教训。 假释委员会认为，洛维特对西医的看法仍然不完全符合社会的节奏，但她有进步，风险较小。 洛维特表示说理解一些公众会更喜欢她在监狱里服刑。 洛维特必须继续接受咨询，不得照看任何18岁以下或弱势群体的人。 判她有罪的法官在审判中曾说，洛维特用她儿子的生命做“赌博”，任何正常的父母都不会等到孩子濒临死亡才去寻求帮助。

现年15岁的华裔男童Geoffrey Fang，过去5年虽遭到癌病魔的折磨，但仍然积极面对生命，与癌病对抗，最终治疗成功，且被选为2019年儿童奇蹟网络冠军（2019 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 Champion Child）。 居住在烈治文山的Geoffrey，上周到区内一家大型零售店，与其他人分享战斗癌病的过程。 Geoffrey表示，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及与癌魔战斗期间，必须保持强壮身体，及保持积极态度，这可让自己能度过生活中每一件事，每一次病发及任何困难。 Geoffrey在2014年经历发高烧、没有胃口及欠缺精力，情况持续超过1个月，令他的体重减轻，之后进入病童医院，被诊断患有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这是一种危及生命的血液与免疫系统疾病。 Geoffrey的母亲Maggie Ma表示，对诊断感到十分震惊，简直不敢相信，因为自Geoffrey出世以来，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从来没有担心他的健康状况，但突然知道患有癌症，令她感到很大震惊。 当时Geoffrey只有11岁，没有完全掌握HLH的含义，而且因为生病而感到困惑；但进入病童医院后获得适当治疗，且在1年内完全康复。 2016年时曾出现一个坏消息，当时一个常规检查中，发现Geoffrey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MDS），这是一种没法治愈的癌症，只能靠骨髓移植保持生命。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是一组疾病，其中，骨髓不能产生足够健康的成熟血细胞，但未成熟血细胞则不能正常运作；根据加拿大癌症协会表示，这疾病一般在老年人出现，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 Geoffrey停学两年后，经历多次化疗，之后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在隔离病房居住了5周；他表示，这令感到不愉快，有时会很痛苦，十分疲劳。 他表示，生病时，是他感到十分困难的时间，幸好医院确保他没有受到十分难以忍受的痛苦。 Geoffrey已经重返学校，现在是Bayview中学的10年级学生；他表示，生病让他看到生活的不同，而且将每一天当作礼物。 Geoffrey当选冠军后，成为今年的大使，未来1年，会在北美倡导儿童医院的慈善需求。 （图片：Metroland） （编译：T02）

星岛都市网智苏报道：加拿大广播电台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的纪录片《我的那片田园》中，探讨了中国投资对加拿大农业的影响。该记录片由多次获奖华裔纪录片导演戴小平执导，跟踪拍摄了三个家庭：在加拿大莎省两个小镇种地的一个华裔家庭、当地农民家庭；一个由中国投资者购买的一家位于安大略省的酒庄的故事。 Marynissen Estates酒庄坐落在安省尼亚加拉地区。前酒庄主Sandra Marynissen的父母于1952年从荷兰移民到加拿大，并在第二年购买了这篇庄园。在是加拿大最古老的赤霞珠白葡萄酒庄。随着父亲的去世，以及自己的健康每况愈下，酒庄疏于打理，又急需大量投资，Sandra决定将它转手卖掉。 2012年，Simon Zhang（张西蒙，音译）的舅舅杨军从Sandra Marynissen手中购买了这座酒庄。杨军是中国公民，在国内从事制药工作，由于工作繁忙，目前还一直生活在中国。 张西蒙表示，舅舅杨军很喜欢喝白葡萄酒，在中国，拥有一座酒庄是身份的象征。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后，杨军希望在加拿大拥有一份产业。 杨军是与其余几位股东一起购买的Marynissen Estates酒庄，其中3位股东都居住在加拿大，杨军的家人作为第一位中国背景的股东，入股后就上了当地新闻头条。 对杨军的妹妹Cathy Yang（杨女士，音译)来说，在酒庄开始加拿大的新生活的过程非常不易。 酒庄前任销售经理Wendy Cheropita表示，从许多当地人那里得知，他们在酒庄卖给海外投资者后就不再光顾这里了。 “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改变。他们不理解海外投资者是怎么回事，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又很恐惧。”Wendy说。 许多尼亚加拉附近的当地人，将Marynissen酒庄看做是“真正的加拿大酒庄”。当中国投资商入股酒庄后，不少当地人认为，酒庄失去了一部分加拿大成分。 杨女士也承认：“好多人认为中国人有钱，可以买这些东西，但经营的状况好不好，可能也有人看我们的笑话。所以，我们当时挺艰苦的，真的对红酒和种植都不太懂。” 除了经营之外，他们也面临葡萄酒销量的问题及语言障碍。 “我们都是从零开始的。”杨女士说。 导演戴小平告诉Niagara This Week，张家人购买这座酒庄时，并不知道如何种葡萄，也没想到，从这份投资中得到回报究竟需要多久。 但更艰难的事还在后面。购买酒庄1年后，三名股东宣布退出，张西蒙的舅舅杨军决定将酒庄买断。 杨女士请求前任经理兼酿酒师Gordon Roberts回来继续工作，一起就酒庄的发展方向从长计议。据Roberts，由于杨军的投资，酒庄的就业率上升了3倍。 但杨女士说，酒庄在加拿大的占地面积和销量都不是很大，由于他们有意将酒庄推向中国，所以还需要增加产量。而本地员工们只打算在加拿大境内卖葡萄酒。 于是，张家人与本地员工在这一发展方向上出现意见分歧。 为了增进Gordon对两国文化差异的了解，杨女士的弟弟杨军每年都会邀请他到中国一聚。 而对Gordon来说，与张家人一起工作会有一定的语言障碍，有时他会担心，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很好地传达给对方。 他说：“如果你缺乏行业知识，就很难弄出一份符合行业规则的企划。” 杨女士在谈起双方意见分歧时说道：“有的时候，酿酒师就是不听你的。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他觉得你不懂行。” 最终，Gordon提前终止了在酒庄的工作。 “我仿佛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他说。 杨女士坦言，酒庄一直在亏损，如果当时知道经营酒庄会遇见这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购买酒庄了。 “是一种错误的投资吧。”她说，“真是想把它给卖掉，可是我们一直坚持着。” 说到这里，杨女士声音哽咽，落下了泪水。 杨女士认为，家族企业让自己家人来管理更好，加上与当地人交流有语言障碍，于是她决定让还在美国读大学的儿子张西蒙过来帮忙。 张西蒙表示，一开始，很难与当地员工进行有建设性的对话，因为他自己连葡萄的名字都叫不出。 “这是我苦恼的来源。”他说，自己意识到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 为了学习经营葡萄酒庄，张西蒙决定系统学习葡萄、酒庄工具及酒庄结构方面的知识。他还向种植商请教实际操作上的问题。 “一开始，他们看到你是中国人，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他说。但随着三个月的相处，张西蒙与种植商们逐渐建立了信任。 产品设计也在张西蒙的考虑范围内。他发现，包装设计对于是否能将酒卖到LCBO有直接影响。与此同时，他还周游中国，寻找成本较低的原材料，如标签和酒瓶。 随着时间推移，张西蒙开始邀请更多当地人到酒庄来品酒，让当地员工对他们讲述品酒知识。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开始再次光顾酒庄。 “让他们相信你，同时对他们有信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我花了整整一年，才让他们敞开心扉，教我知识。” 对于在酒庄的员工来说，让酒庄所有者信任自己才是必要的，因为酒庄的经营取决于所有者的投资。 Winetech Canada的Wes Wiens负责教张西蒙关于种植葡萄的知识。他说：“让他们（酒庄所有者）理解我们经营的季节，我们理解他们的期待。虽然我们还有许多要做，但我们都在学习中。” Wiens还说，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工作，双方都需要根据需要和变化而调整。 目前，张西蒙打算更换葡萄酒品种，为进入中国市场做准备。他们将在丰收后，与Wes Wiens一起在酒庄种植制作品丽珠白葡萄酒的葡萄品种。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葡萄酒消费者。”张西蒙说，他开始花更多时间在中国，介绍Marynissen酒庄的葡萄酒。 与此同时，杨女士也开始负责对来酒庄参观的中国朋友做讲解。

移民加国，如何能继续做原来专业的事情？在重回专业路的过程中，怎样才能走对的路，用最少的时间，顺利获得对接呢？ 本报记者 文琪 《加拿大都市报》记者最近参加了中国医科大学（China Medical University，简称中国医大）多伦多校友会名为“岁月如歌”的2019年度校友聚会。 50多名目前生活在多伦多的校友欢聚一堂，交流经验，彼此促进。 中国医大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辽宁省沈阳市，是中国国内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它的历史颇为丰富，前身为1931年11月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那个年代，中国医大是唯一一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全程，并在长征途中继续办学的院校，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西医学学院式教育的医学高校之一。 聚会中，校友们编自导自演了一场丰富的歌舞晚会。不同级的校友回顾了当年在校的同窗情，也分享了各自扎根在加拿大的打拼奋斗史。中国医大现任校长闻德亮特意为本次校友聚会发来了庆贺的视频，在视频中与海外校友分享了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建设。他表示母校没有忘记身在海外的校友们，还特地漂洋过海为多伦多校友会的校友们寄来了印有“中国医科大学”以及每个校友名字字样的毕业生戒指，在晚会当晚由校友代表为参会校友颁发。 正是因为中国医大的西医学院式教育对学生的积极影响，促使不少优秀的医生前往西方继续深造学习和生活。中国医科大学多伦多校友会自2014年成立以来，短短几年时间已经联络上百名分布在加拿大各大城市的校友。这些当年在中国从事一线医生工作、颇有医疗经验的专业人才，继续在加拿大的医疗领域发光发热。 重新开始回到医生行业 到会的50余位校友中，移民加国后不但有从事家庭医生、牙医、儿科医生、病理科医生、自然疗法医生等不同种类医学工作的校友，还有在药厂从事研发的研究员、营养师、超声诊所创办人、护士、影像技师、针灸师、IT等其他相关领域的校友。其中更有多人是在加拿大完成了博士以及博士后学位的攻读。 ▲中国医科大学多伦多校友会会长、家庭医生王绽菲 中国医科大学多伦多校友会会长、家庭医生王绽菲（Flora Wang）在会上感慨时光荏苒。她于1993年在中国医大毕业，在国内从事了多年的心脏内科医生工作，2002年移民到加拿大。 2019年，她最终重新做回执业医生，拿到了加拿大的行医执照，成为一名家庭医生。这条路走得不快，并且颇为曲折。但她说她享受这个过程，认为“这是梦想的职业，因此一切都值得。” 据王绽菲分享，她移民加拿大后以优秀的资历和语言条件顺利进入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攻读博士后学位，为了让自己尽快地融入加拿大的环境、更多地了解医学领域，此后她还从事了医疗领域的研究技术员（research technician）的工作，深度巩固科研知识。而当她决心重回医生岗位后，她先学习了两年理疗，取得了物理治疗师（physiotherapist）的从业资格，这样可以在不同的领域服务病患。 “但归根结底，从事医生职业，依然是我一生的热爱和梦想。所以我移民后，多年来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最终通过了所有加拿大的医学考试。” 外国医生想要在加拿大从医，除了语言、临床上的高要求，最难的部分是获取住院医生（residency）的实习资格，因为这需要和本地医学院毕业的精英共同竞争少之又少的名额。王绽菲称，“加拿大提供给外国培训医生的机会极少。每年都有许多外国医生虽然通过了医学考试，但是碍于没有住院医生的位置，无法完成住院医生课程，进而取得医生执照。我还算比较幸运的，花了三年半的时间通过了所有的考试，配对（match）到北安省医学院（Northern Ontario School of Medicine），做了两年住院医生。这个过程非常艰辛。” 在中国时已攻读了博士学位的王绽菲，在国内有7年多的心脏内科医生从业经历。因此在北安省医学院进行住院医的实习时，最初给她匹配的是内科。她对记者坦言：“内科的住院医时间太长了。我移民多年，太迫切回到医生的岗位，并且因为移民后就发现加拿大的家庭医生职能是中国没有的，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也做了很多功课和了解，所以我最终转到了家庭医学科，在北安省医学院做了两年住院医。” 走弯路也是经验 ▲中国医科大学多伦多校友合影 王绽菲目前在在奥罗拉（Aurora）的一家诊所做家庭医生。刚移民来加拿大时，由于讯息并不像现在如此发达，她并不了解可以有重新拿回医生执照的这条路。在获得加拿大医生从业资格的过程中，她自认走了许多弯路。 “我希望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虽然曲折，中间做了许多额外的工作，但我并不后悔。加拿大本地的博士后学历，巩固了我的医学背景和语言。甚至我做理疗师的经历，在我申请住院医时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对我们这些在外国有过从医经验的医生来说，移民后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有可能都会对将来申请执照最关键的一步有所帮助。所以，那些没有一下子重回医生岗位的华人朋友们，也不要灰心。只要坚持，都会有所回报。” 加拿大作为移民国家，从来不缺在海外拥有过专业训练的专科移民人才。但在移民后，能够跨越重重困难，再度做回到本行的，却非常稀少和难得。王绽菲认为，全面的信息的和全盘的规划对于这些拥有专业技术的新移民非常重要。 “我对此是很有感触的。申请加拿大的住院医生，最重要的是他们非常在意你离开临床的时间有多长。这个限制大概是三年之内为好。另外，很多华人移民后由于面临生存、照顾家庭等压力，会把自己的起点放得特别低。在这点上，我们跟其他族裔的外国医生不一样。他们来了以后就认为'我就是医生，移民后干嘛要做别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在短期内依靠政府的救助金度日，但把全部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专门考医生执照上。因此我也建议我们华人移民中有从医背景的，来了以后要把起点放得高一点，尽快把这些考试都搞定，迅速申请，这样的成功率会大一些。” 王绽菲认为自己在与本地人竞争住院医的资格的过程中，胜在了专业的背景和不懈的坚持。 “我博士学位读的也是内科。来了加拿大后攻下了博士后学位，做了临床的研究，还做了理疗师，持续与病人接触，并对这里的医疗系统逐步了解。我认为这些年的'弯路'恰恰在此时就帮助了我。另外，面试技巧也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面试时是和本地人竞争，要做大量的准备和培训。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付出了极大努力的。我什至去了专业的机构雇人做面试辅导，面对面、一点点地纠正我的问题。面试虽然只有20分钟，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你要推销自己，显示出强项。根据申请专业的不同，面试的形式也不一样。家庭医生是以panel的形式去面试的。不问临床（clinical）的东西，而是看你的个性（personality）的问题很多。为什么说面试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英语毕竟不是我们的母语，很多华人可能显示得不够自信，说得不够流利。前面很多笔试过了，但是面试会失败，竞争不到住院医的资格。” 移民考医生执照这条路虽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王绽菲认为， “医生这个行业要救死扶伤，因此能成为医生的人，都是有职业梦想的。我觉得移民来了后，值得再去努力一试在这里成为医生。但是也不是说在国内是医生，移民后就一定要成为医生，努力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可能也是有的。在我们校友会，也有很多人成为医疗领域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大家以前都是医生，但走向不同的方向。还有的校友是做IT和理财规划师的，这些都是和医生不同的领域。所以考医生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我成功也希望你成功 当然，曾经是医生但是没能继续在加拿大从事医学专业的移民，多少都会有些遗憾。这其中的很多人，不乏是有能力在加拿大再度胜任医生这个职业的。只是因为移民的原因，对新环境的了解和融入花费了大量时间，又恰逢人到中年需要顾家、照顾孩子，以及在这条艰难的路上心理和情感上缺乏支持，最终让许多在中国拥有医疗背景的专业人士没有能够跨越最后的关卡。 王绽菲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多伦多校友会的会长，看到生活中有不少人遇到这样的困境，就思考如何帮助那些曾经有医学背景的同胞再度重新获得行医资格，这是她一直高度关注的事情，她希望建造一个平台，让身在多伦多的这类人能够聚集到一起，互相帮助，互通信息。 “移民十余年，看到过许多外国的医生，移民来后有做出租车司机的，有做保安的，这确实曾被很多本地人惋惜，媒体都有报道。这些人有很多技能，但是移民后却用不上。我个人在走获得加拿大医生执照这条路上，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也想帮助更多的人。我现在有建立一个名为'华人医生执照考试'（ Chinese MCC Preparation Group）的微信群，目前大概有50余人，在不同的地域、处在不同考试阶段的移民医生都在一个群里。我们互相提供信息。还有几个已经成功获得执照做回医生的人，都在这个群里帮助辅导大家。我也曾经试图和Health...

  这是个一步一脚印的移民故事，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频道采访了这个由中国移民加国的家庭。 傅大卫(David Fu)在中国一个占地半英亩的农地长大，他与家人在公家土地上种田，用双手拿起工具种植农作物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虽然每个人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许多没有收成艰难的日子。傅在饥饿和艰难的日子中长大，所以，他梦想要为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梦想的一部分是拥有一大块土地来工作和开展新生活，这是他在移民到加拿大后终于实现的事情。 今天，傅在沙省的Coronach地区拥有并经营著一个农场。他回想起在第一次看到这片土地时的情景，“我看到那片大而平坦的无边无际的土地时，我感到很震撼，那时我的情绪很激动。为什么我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我挣扎了这么多年才来到这里，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大片农田。” 傅的一家在温哥华生活时遇上健康的问题，所以傅决定以合理价格购买一块土地，一方面期望土地有一天会升值，但更重要的是，傅有意为妻子和三个儿子建立一个更平衡的生活方式。 傅向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说：“这是一个与家庭有关的生活方式，大家都要来帮忙，当你需要忙的时候，你会很忙，但是当没事做时，就像在冬天你会有更多的自由去做别的事情。”    从加拿大的西海岸城市迁到大草原的选择，过程中并非没有痛苦，因为傅小时候所学到的耕种技能，不能转移到他现在这大块农地上，他耕种这大面积农地需要时间适应和学习。 在Coronach的第一年，傅将他的土地租给了邻居，并通过观察得知种田的方法。第二年，傅的儿子Tony向当地农民提供免费劳动，以换取种田的亲身体验。到第三年，傅开始全家投入农务，开始他的农业梦想。 傅说，当地农民有几代农耕的经验，邻居对傅和他的家庭都很友善，并经常提供帮助。每当他们遇上任何的困难，需要寻求帮助时，邻居总是在那里随时伸出援手，从未有过任何犹豫。 傅的农耕大计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17年的农务季节受到干旱的打击，这是沙省许多地方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一年，对许多沙省农民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傅来说，他要出卖一些务农设备，并再次出租部分土地以应付开支。 傅说：“干旱袭击了农务企业，并打击了我的家人，那年真的很困难，我们现在才进入恢复阶段。去年是比较好的一年，我们希望今年会更好......” 自从傅买了这片农地后，他认识了这个社区的人，他们都在这里都几代人了，傅了解和尊重这些在农村地区家庭的血统和历史。 在加拿大立国之前，他们来到这片土地定居，周而复始的传递财产和知识给一代又一代，这种传统根深蒂固地植根在加拿大立国的故事中，并且是Coronach人非常自豪的事情。 傅希望这种传统能成为他自己故事的一部分，他希望有一天，儿子Tony会像当地人一样，成为农务家族企业的承传人。 （图片 / 视频：CBC） （编译：T01）

▲缅省、卑诗省及安省的省提名计划，在2月期间发出大量省提名邀请函。 根据非官方机构加拿大移民通讯（CIC News）的消息，缅省、卑诗省及安省的省提名计划（PNP），在过去数周合共发出超过900份邀请函。 通过“特快入境”系统（Express Entry）的移民申请人，如果获得省提名，即可在综合评分（CRS）中获得额外600分，几乎肯定可以获得加拿大政府的申请邀请函（Invitation to Apply，简称ITA），申请移民加拿大。 缅省的省提名计划（Manitoba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简称MPNP）在2月15日举行今年第三次抽签，向海外技术劳工类别（Skilled Worker Overseas Stream）的申请人，发出268份省提名邀请函。 本年至今，MPNP已向超过1,500名申请人发出省提名邀请函。 欲获得缅省提名的“特快入境”申请人，必须先透过MPNP登记“表达移民意愿”（Expression of Interest，简称EOI）。 卑诗省提名计划（British Columbia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简称BC PNP）在2月5日至2月19日期间，共举行了3次抽签，总共发出369份省提名邀请函。 BC PNP每周一次的抽签，专为卑诗特快入境（Express Entry BC，简称EEBC）及技术移民类别（Skills Immigration stream）的申请人而设。 安省的法语技术移民类别（Express Entry...

撰文：睿 1987年，纽约。在华尔街工作的Patrick Bateman（Christian Bale饰演）年轻、帅气、生活富足。白天的他拥有成功的事业及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夜幕降临，他即刻变身成为道德贫乏、嗜血的连环杀人狂。他为什么一再无端杀人，也许因为他无法忍受和任何人、任何事物存在丝毫他所认为的“差距”。上世纪80年代的曼哈顿，拜金主义和从众心态盛行，Bateman的社会地位成为了他障目的捷径，只要他穿着得体的衣服，去得体的场合，身边陪伴着得体的女人，调查案件的警探就不会将他列为调查嫌疑对象。 ▲Patrick在The Diamond钻石夜店搭讪模特的原型，正是多伦多Phoenix Concert Theatre。 （410 Sherbourne Street） ▲Bret Easton Ellis所著同名小说 1991年 这是2000年黑色幽默讽刺电影《American Psycho》（美国狂人）的情节梗概。这部极具争议的电影改编自Bret Easton Ellis于1991年出版的同名小说。是的，这并非一部B级纯血腥恐怖电影，而是气氛非常黑暗的黑色幽默电影。而这部电影的取景点，绝大多数并非在大家理所当然的纽约，而是电影导演Mary Harron的家乡多伦多。 ▲Patrick Bateman工作的‘Pierce & Pierce’公司正是多伦多66 Wellington Street West的TD中心Toronto-Dominion Bank Tower。影片里的名片场景就是在这栋楼里拍摄的。 ▲Patrick...

最新一期《移民通讯汇编》援引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anada Border Service）文件指，过去数年以来，接受安全背景审查的加拿大难民申请人数量激增，积压案件两年内增加了7倍，其中有超过40%是本人已经在加拿大，却迟迟未完成审查。 今期《移民通讯汇编》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的文件披露，加拿大在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和签证机构，一般会将成年的难民申请人及部分访问签证或永久居民身份申请人的案件，转介给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所属的“国家安全审查科”（National Security Screening Division，简称NSSD），对申请人的背景作出安全审查。审查的结论一般包括“通过”（Favourable）、“有保留通过”（Favourable with Observations）、“不通过”（Non-Favourable）、“无法结论”（inconclusive）、“暂缓结案”（On hold）、 “不须做出建议”（No Recommendation Required，NRR）等几种。 文件显示，申请加拿大访客签证（Temporary Resident，TR）、永久居民签证（Permanent Resident，PR）及难民身份的人士（refugee claimants），都有可能被转介到NSSD接受国家背景审查。总体而言，3类个案在2016年2月至2018年2月两年期间，转介数量增加了23%，而同期处理个案人手只增加了3%。 因此，这3类转介案件的积压情况在这两年内都有明显恶化。 一般情况下，所有已成年的难民申请人都要接受安全审查，因此在NSSD审查案件中以难民申请人比例最高，占所有新增案件的34%。上述两年内转介案件由2016年2月的12,546件增加到2018年2月的36,276件。 文件显示，在这一时间段中，受审查的难民申请人有87.9%通过了安全背景审查，不需做出结论的占11.4%，无法作出结论的占0.6%，未通过的占0.2%。还有1.6%案件暂缓结案。难民申请人背景审查积压案件的数量由2016年的1,683件猛增至2018年2月的11,745件，两年内增加了近700%。积压案件中，有超过40%是本人已经在加拿大而尚未完成背景审查的难民申请人。 访客签证申请人中安全背景审查积压案件数量由2016年2月的1,274件激增到2018年2月的8,138件，两年内增加了近630%。永久居民签证申请人积压的同类案件数量由2016年2月的2,462件增加到2018年2月的8,584件，两年内增加了近345%。 上述三类申请案积压的总数在两年内增加了525%。 文件还显示，在访客签证及永久居民签证申请人被转介接受安全背景审查的案件中，以全球13处加国使领馆转介的案件“无法结论”的比例最高。其中北京、广州、上海和德里等4处使领馆，合共向边境局转介了14,339宗访客及永久居民签证申请个案，当中2,237宗案件“无法结论”，占全部转介案件的15.6%。无法结论的案件中有许多是所包含的强制信息量，不足以令边境局做出有效的审查。但是这种情况没有被列为“信息不全以致无法进行审查”的单独类别，因而都被笼统归入“无法结论”或是“暂缓结案”类别。 以地区而论，负责处理中东地区申请案的加拿大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Ankara）使馆转介的永久居民和访问签证申请案最多，在该处上述两类案件的积压情况也最严重。其中申请访问签证的伊朗公民是被安卡拉使领馆转介及案件积压最多的人群。出生于伊朗的申请人目前被积压的三类申请个案数达7,139宗，排第一位。出生于尼日利亚和中国的申请人的积压个案数排第二及第三位，分别积压了2,662宗及2,552宗。 魁省改革移民法 撤万八技术移民申请 魁省政府引进改革该省移民法的措施，包括更重视新移民的法语能力，以及本地就业市场需求。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根据魁省9号法案（Bill 9），目前正在轮候审核的1.8宗技术移民申请个案，将会全部撤销，并且退回申请费用给申请人。此外，未来处理移民申请的机制，不再早入纸早审核，而是根据本地就业市场需求而定。 目前约有1.8宗由2005年至2018年8月2日期间，入纸的技术移民申请个案，还未有审批结果，而这些个案将会“一笔勾销”，但受影响的申请人都会获得退回申请费。这对魁省带来1,900万元成本。 另外，魁省去年12月宣布，2019年移民名额为4万人，较2018年减少1万人。魁省失业率去年跌至历史最低的6.1%。

新婚夫妻Christina 和Jack Kettlewell 撰稿：睿 近70年前，在安省Severn Falls小镇，时间是1947年5月20日，一个乍暖的日子，一个身穿碎花图案睡衣的年轻女人的尸体，被人发现面朝下躺在当地一片水色浑浊的浅滩里。这个年轻女人，就是来自多伦多的22岁的Christina Kettlewell，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有关她的故事。 Christina Kettlewell死去的那天，正是她新婚蜜月的第8天。发现她尸身的浅滩，恰好位于她度蜜月的小木屋的山坡脚下200米处。那座蜜月木屋，刚刚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鉴于Christina全身没有一处烧伤或外力的痕迹，警探们怀疑，当Christina咽气的那一刻，坡顶的小木屋应该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22岁的Christina Kettlewell被发现死于小木屋山脚下的浅滩 法医尸检报告中确定，Christina的死因是溺水。她的胃部残留有少量鸦片类药物可待因。然而因为她的尸体被发现于水位仅20多厘米的浅滩，很难百分之百确定意外死亡。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和Christina Kettlewell共同度蜜月的，除了她的新婚丈夫Jack，还有小木屋的主人，Jack亲如手足的朋友Ronald Barrie。在这场木屋大火中，两人都毫发无伤地逃了出来。 曾经在二战战场从军的Jack 三年之后，Jack与另一位女子再婚，并在多伦多Mimico安家、生子。他和Christina也曾在这间房子里短暂住过。今天，他的儿子Richard仍然和妻子住在同一条街。 “那就好像一扇门，通向另一个世界。我一直不明白，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Richard说。 涉案迹象令人费解 这个至今未解的秘密还要回到1947年5月12日，Jack和 Christina的秘密婚礼。在婚礼之前的两个礼拜，Christina就从家中不告而别，和Jack私奔。 Christina的父亲，身为波兰移民，自一开始就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反对女儿和Jack的婚姻。虽然Jack Kettlewell随后信奉了罗马天主教，但让Christina的家人无法释怀的是，他最好的朋友Ronald Barrie，似乎和未来的女婿形影不离。 法庭外的Jack Kettlewell和Ronnie Barrie “Jack和Christina新婚蜜月的时候，Barrie一同随行，我们全家人都觉得很奇怪。大家众说纷纭，觉得Ronnie一定是暗中喜欢妹妹。” Christina的姐姐Helen Mocon案发后和前来调查的警察说，这里所说的Ronnie就是Ronald Barrie。 28岁的Ronald Barrie，原名Ronnie Ciufo，从意大利移民来加拿大后，曾经先后在建筑和保险业试图创业，都未成功。他最后终于在职业舞蹈行业小有成就，成为一名职业舞者，并在安省Severn Falls买下一座度假木屋。蜜月的头4天，小夫妻俩和Ronnie先一同住在多伦多Tyndall大街的一所公寓，5月17号，再一同前往Ronnie的木屋，三天之后，Christina离奇死于木屋脚下的小溪中。 Jack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Richard 和儿媳 Sharon 1947年6月19日，案件在Bracebridge法庭首次开庭。在多伦多星报等各大媒体舆论烘托下，此案中的两名年轻男性当事人－－Jack Kettlewell和Ronald Barrie愈发显得可疑。检察官C.P....

Terry Fox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那年 可他却用年轻的生命照亮了很多人的前路 撰稿：睿 “没有我，马拉松也一样要继续下去。” 1958年7月28日，Terry Fox（泰瑞·福克斯）出生于温尼伯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CN铁路公司工人，母亲是一名主妇。童年时候的Terry就显示出对运动的极大热情，尤其痴迷上了马拉松长跑。年少时代Fox全家移居BC省，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西门菲沙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人体运动学专业。 少年时代的Terry就已表现出对跑步运动的兴趣 1976年11月12日，大一在读的Terry发生了车祸，当时并无大碍，只是右膝酸痛，因此并未上心。直到1977年，他感觉右膝剧痛，检查后发现是恶性骨癌。 18岁那年，医生对他进行了截肢手术。 随后16个月的化疗过程对于Terry来说尤其漫长而痛苦。在亲历痛苦，并目睹很多和他一样患癌的病人们忍受痛苦，甚至不治离世之后，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感。他决定一旦自己存活下来，就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激励和病魔搏斗的人们，并以马拉松的形式为癌症医学研究筹款。在出院的那天，他被告知自己是少数幸运能够在化疗结束后存活下来的骨癌病患之一。 在之后的康复训练中，Terry推着自己的轮椅在温哥华史丹利公园的海岸线边，在坎坷的山路上来回反复，经常练到双手出血。两年后，他开始了马拉松的训练。随着身体逐渐适应，他拟定了一个马拉松训练计划。从跌倒、爬起继续，再跌倒、再爬起，直到每天训练距离不断加长，他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一天，在他告诉母亲他打算跨加拿大长跑，而且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付诸行动的时候。爸爸妈妈只问了他一句话。 1980年4月12日，Terry开始了征程 “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1980年4月12日，21岁的Terry Fox抵达了加拿大最西端—纽芬兰省海边。自此开始了一场肉体和意志力的考验征程。长跑途中，假肢和截肢部位的交界点都要忍受长时间剧痛，时常因为长时间的奔跑受力而鲜血淋漓。 “大家觉得我一定痛苦极了。也许某种程度上我的确痛苦，但是想到我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想到我即将梦想成真，我觉得一切痛苦都值得。” 风雨无阻，每天清晨之前，Terry已经启程。由于假肢无法提供正常的缓冲力量，他的左腿不得不承认额外压力。因此，左腿膝关节肿胀疼痛，他也不得不采用独特的跳跃姿势前行。有时候跑着跑着，不堪重负的假肢突然断了，失去平衡的Terry骤然倒地，但很快他又坚强地微笑着重新站了起来。 征程上的Terry Fox 1980年9月1日，安省北部小城雷湾Thunder Bay漫天阴霾。那里也非常接近青年Terry Fox历时143天、近5,500公里的马拉松的终点站。 年仅22岁，Terry正值最好的年华。他被太阳晒得微黑而健康的肤色，在自然卷发的衬托下显得有些俏皮。因为长期奔跑训练，他的左腿肌肉发达而强壮。但取而代之他右腿的却是玻璃纤维和钢铁质的假肢。 从纽芬兰省省约翰斯启程，Terry Fox足迹已经踏遍6个省份。那天清晨当Terry信心满满地启程时，小镇Thunder bay的街道边站满了为他鼓劲的民众。跑了数十公里后，他突感胸部疼痛，开始咳嗽。不过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熟悉的痛感。对于他来说，只要不停奔跑，疼痛总会过去。 但是就在距离Thunder Bay约三30公里，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的源头处，这次Terry胸口的剧痛却没能如他预期停下来。不管他选择继续奔跑，还是稍作休整，痛感依然存在。街边民众的加油声仍然此起彼伏。 Terry终因癌细胞扩散 体力不支 被送回温哥华治疗 “你一定能跑完全程的，Terry!” 于是他跑啊跑啊，直到身边的人声和护卫警车都渐渐平静了。他才用尽力气，拖着身体爬进一直紧跟着的一位朋友的汽车。他说：“送我去医院吧。”整个长跑过程中，他拒绝去医院进行化疗后的例行检查，直到终于支撑不住。 医院检查发现，由于癌细胞已飞速蔓延至肺部，高烧不退的Terry陷入昏迷，朋友们决定将他送回家乡。 回家之前，Terry在接受采访时说，“三年半前，我的左膝盖发现癌细胞，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我的肺部。我必须得回家了。” Terry Fox获得最高平民荣誉-加拿大勋章 他声音略显哽咽：“我要回家去做检查，也许还要吃药，做开胸手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尽力。”这时候，Terry的母亲在一旁泣不成声。父亲则喃喃自语：“这太不公平了。”Terry回家的时候并非他原先所设想，跑完希望马拉松全程，并完成在史丹利公园的海水里浸湿自己的假肢的仪式。依然身穿希望马拉松上衣的他刚刚抵达，就被救护车送往皇家哥伦比亚医院。 CTV电视台全程直播了Terry Fox归来，并筹款超过1000万。除却安省和BC省府的各100万元之外，绝大多数来自民间。另外，他发起的希望马拉松也已筹得170万元。 Terry的父母在2010年3月温哥华残疾人冬奥会开幕式手持火炬 1981年6月28日，在他23岁生日前夕，Terry在父母家人的陪伴下离世。加拿大举国默哀，所有的国旗下半旗。 Terry Fox的故事并未跟随他的生命一同终止。加拿大首个Terry Fox Run长跑在同年9月13日举行，全国30多万人用跑步、健走、骑行的方式缅怀他，并且筹款350万元用于癌症研究。从那年以后每年一届，直到今天。另外，在全球数十个国家都有以Terry...

来源：都市加西追踪 昨天移民部开放团聚移民申请，瞬间十万人在线抢名额，移民部网页登都登不进去，现在一批客户要告移民部，保守党也提出：难民能移，非法移民能移民，就是父母和祖父母不能移民？ 公愤！集体诉讼征集中 昨天父母及祖父母团聚移民申请名额11分钟即告额满，联邦移民部强调，经过分析显示，网上表格没有技术问题，移民部确实是收到大量申请。不过，有律师说，抗议人潮排山倒海，甚至许多客户已要求提出集体诉讼。 温哥华移民律师李克伦(Richard Kurland)向《星岛日报》记者说： “这说明联邦移民部系统彻底失败，而且令提出父母两人的申请人处于不利位置。”李克伦表示，联邦移民部网站指提交申请需要10分钟，但据他所获消息指，事实上开放申请后7分钟内就额满。 许多客户反映，如果填写表格，同时申请父母两人或祖父母两人，根本时间来不及。他说：“要在10分钟内，完成父亲及母亲的申请，根本没可能，令这类申请人处于不利位置。” 李克伦表示，来自多伦多、温哥华的许多客户，已要求提出集体诉讼，他已进入收集阶段，计划向法院申请禁令，以寻求解决方法。 多伦多移民律师戴金谨（Aris Daghighian）称，申请系统当时出现状况，导致他们办公室内的一些电脑登入官网为时已晚，即使操作期间许多申请者一直在刷新页面也未果。他认为，如果有证据显示申请程序不公平，其客户考虑对IRCC采取法律诉讼。 移民部辩称： 昨天有十万人同时在线！ 不过，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胡辛（Ahmed Hussen）的发言人珍妮斯特(Mathieu Genest)，在回复本报查询时表示，确实有超过10万人试图登入移民部网页以获取申请担保表格，当局理解无法提交申请表格者，所感到的失望情绪。 珍妮斯特说，移民部早前进行广泛测试，以确保系统能处理收到的申请数量。此外，还实施了反机械化递交申请(Anti-bot)功能，以确保收到申请表合法。 她指出：“初步分析显示，网上表格开通没有技术问题，我们已收到2019年所提交的最大表格数量。我们理解那些无法提交表格的人会感到失望，但移民部确实收到超过10万人曾试图登入移民部网页以获取表格。” 4万个非法难民很快就移 父母和祖父母就只能一年年的等？ 有保守党评论员指出，非法难民均成功入境，遵守规则的移民却被拒之门外，自由党政府做法并不公平。 家庭团聚项目，今年大约有2万零500名父母及祖父母可以来到加国，明年将会有2.1万名额。当局今年接受2.7万个申请者，通过网上申请父母团聚移民，符合条件申请者，必须提供财务等相关资料证明。 联邦保守党移民评论员林宝莱（Michelle Rempel）称，自由党政府向加国民众及新移民传达一条令人焦虑的信息，若根据规则做事最终换来的只是漫长的等待，然而，如果经由魁省非法入境加国申请庇护，却反而毋须等待。 林宝莱表示，截至目前，共有四万个外籍公民成功非法入境，自由党政府甚至为非法移民出资1.14亿元，但对于信守法律条规移民过来的人士，仅用10分钟便把他们拒之门外，这并不公平。 放宽申请限额没啥用 关键是团聚移民接收额 一直提倡要求政府取消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移民申请限额的关慧贞指出，很多国会议员办公室都收到类似上述的投诉，表示他们无法递交家庭团聚的申请。 关慧贞批评，自由党在2015年执政后，在处理团聚移民申请方面可谓一塌糊涂，有负移民家庭的期望。由于其他移民类别都没有申请限额，政府若果取消父母及祖父母类别的限额便可解决问题。这反映出自由党并不真正重视移民家庭的需要和意愿。 关慧贞称，就移民部长胡森宣布把每年政府接纳的申请数目增加，实则意义不大，因为政府没有相应增加该类别的吸纳目标(levels plan)。情况就好像应征工作一样，人家若果只有10个职位，收取100封又或1000封求职信，结果仍然是只有10个职位。移民部公布的2019年移民吸纳目标，根本没有增加。 关慧贞说，新民主党就改革父母及祖父母家庭团聚提出以下主张：1）要求政府取消该类别的申请限额；2）增加该类别的每年吸纳目标；3）降低申请家庭的收入门槛；4）重新设立申诉机制；5）订立审批标准让家庭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团聚。 一家人想齐齐整整的，还要等多久？ 祖父母和父母，还能等多久？

加拿大都市网原创作品 作者：智苏 对Elizabeth Loades来说，疗养院就是“等死”的地方。 她不想让丈夫去疗养院，但根据她的描述，丈夫住院后，她受到Hamilton当地健康整合网络（LHIN）的欺凌，以致于不得不将丈夫送到疗养院。 68岁的Elizabeth说，她受到了无法忍受的压力，将共同生活了50年的丈夫，送到她称之为“垃圾桶”的设施。 她还说，自己被告知，如果不送丈夫去疗养院，他就会从家庭护理支持的等待名单上被除名。Elizabeth说，原本她将丈夫的名字加入这个等待名单，就感觉很有压力了。 这种令她感到有压力的生活从12月初就开始了，患有痴呆症的丈夫Peter想像往常那样，和他的护工去散个步。 Elizabeth双腿膝盖都不太好，于是她让Peter等护工过来再出去。但74岁的Peter“突然变得有些暴力”，最终Elizabeth不得不打电话给Hamilton危机支援及支持小组（COAST），找人帮忙。 事后，Peter被送到St Joseph医院的精神科，并在那里摔了一跤，造成股骨断裂。目前，他还在医院里，但Elizabeth说，很快他就会被送往康复中心。 Elizabeth相信，自己仍然可以在护工的帮助下照顾Peter，在Peter住院之前，她这样照顾了自己的丈夫6年。 在送Peter去疗养院一事上，LHIN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我改变了主意而不停骚扰我”。 “我认为在这样一个需要温柔的时刻，不应该有人使用欺凌策略。” Elizabeth夫妇没有孩子，也没有家庭的支持，他们只能独自面对这些问题。 LHIN是安省负责联系并资助健康服务的组织，这些健康服务包括医院以及社区家庭护理。同时，LHIN还负责联系长期护理中心，以及其它护理服务项目。 负责Elizabeth案例的Hamilton Niagara Haldimand Brant LHIN不愿与媒体讨论个人案例，但总裁Donna Cripps说： 听说有家庭在考虑长期护理中心时感到被压迫，对此我们很失望也很担忧……此类对话应该要以一种关心的口吻，温柔而周到地进行。 如果他们的对话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我对此道歉，我会与我们的员工分享这一反馈。 多伦多老年人倡议中心的Jane Meadus说：医院的压力以及社区资源的匮乏正在导致危机，这不是老年人的错，但老年人却要承担这些因素带来的压力。 她还说：总是被视作问题的，是这些老年人，而不是政府。 当一名家庭成员与LHIN会面，讨论护理出院的家人所要面临的问题时，他们要面对5～6个来自LHIN和医院的人，“告诉他们你要这么做那么做”。 “人们会感到被欺负，一点也不罕见。” 对Elizabeth来说，光是想到丈夫被送到疗养院就让她做噩梦。 “我将他们那里称作等死的地方，我是不会让亲爱的丈夫去那里的。”她坚定地说。 她还表示，自己无法每个月支付$1,800的金额，让Peter在“那个垃圾箱”里生活。 她说：如果说Peter在住院时只是摔断了腿，那“我可以想象他在疗养院会怎么样”。 Reference：https://www.thespec.com/news-story/9125479-hamilton-senior-says-lhin-bullying-her-to-put-husband-in-long-term-care-dump-/

加拿大都市网原创作品 作者：智苏 蒙特利尔一名女子，花了40多年寻找自己的生父，终于在上周六飞往Kelowna与父亲见了面。 当Sandra Tirone在医院外等待时，她说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就要见到父亲了。 “我一生都在寻找他。”她说，“这对他是个奇迹，对我也是个奇迹。太令人不知所措了。” “这么多年过去，终于找到了我的父亲——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会找到他。” Sandra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父亲George Tirone就和她的母亲分居了。他颠沛流离，最终失去了联络。 44年之后，当他等待女儿到来时，他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会让女儿失望。 “但我很兴奋能见到我的女儿，”他说，“从她婴儿时期开始，我就没有见过她了。” 大约12年前，Sandra说她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试图寻找父亲。 侦探给了她一个电话好吗，但当她打过去时，一个女人却告诉她：George没有什么女儿。 她说：“我以为我父亲不想见到我。” 随后，Sandra去做了DNA基因测试，在血统追踪网站MyHeritage在线追踪她的家族谱系。这一方法，使她联系上了父亲那边的一个亲戚。 随着Sandra持续的寻找，她的家谱逐渐有了眉目。 “我发现，我奶奶是俄罗斯人，”Sandra说，“我怎么也没想到。” Sandra的寻找，将她逐步引向血缘关系更近的亲戚。 “真是难以置信。我第一次和姑姑通话，就觉得我们一直都认识，”Sandra说，“她说话的方式和我很像，我们音调是一样的。” Sandra的姑姑告诉她，George多年以来一直在找她，但他现在身体不太好，进了Kelowna医院。 Sandra说，父亲患有心衰竭、水肿、糖尿病和其它多种疾病，就好像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停摆了。 “但我仍然希望出现奇迹，希望他能有时间与孙子孙女相处，与我相处。”她说。 经过大半辈子的等待和疏远，当Sandra终于能够与父亲拥抱时，两人的情绪都很激动。 George也第一次见了他的孙子孙女们，他擦去眼角的泪水，说： 就算再过一百万年，我也想不到自己会有孙子孙女。 Sandra说，与父亲见面，看着她的孩子们拥抱他，已是梦想成真。她说： 了解自己的出身这点是无价的。

▲Dentonia高尔夫球场 多伦多士嘉堡地区维多利亚大街上有一个Dentonia公园高尔夫球场，如果你去到那里，一定会看到公园纪念碑上写着一个名字——Walter Massey。正是这位具有前瞻性的加拿大商人，创建了 Dentonia公园农场和多伦多城市乳业公司City Dairy。 ▲Walter Massey （ 1864-1901） Dentonia高尔夫球场曾经是占地100英亩的Dentonia公园农场Dentonia Park Farm的一小部分。一百多年前，Dentonia公园农场是多伦多城市乳业公司City Dairy的供货商，并在1903年成为加拿大全国首家出产杀菌牛奶的农场。从而成就了加拿大乳业历史的一个重要篇章。直到1914年，多伦多市政府才将牛奶灭菌列入全市乳制品供货商规范章程。这一规范直到1938年才在安省范围实施。 ▲Dentonia Park农场的奶牛 19世纪末，多伦多全市奶制品供应链存在严重品质问题，未经消毒的牛奶常常带有结核、伤寒、猩红热等病菌，导致每年平均400名婴幼儿饮用后染病死亡。此外，有些无良供货商甚至在牛奶中掺水，或者加入白色粉笔粉末。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叫做Walter Massey的商人决定涉足乳制品行业。家境殷实的Massey是当时加拿大最大的农业机械公司Massey Harris Co.总裁。也许是出于个人追求，也许是因为拥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使得他更为自信。1897年，Walter Massey在当时多伦多的郊区买下一座农场。这是一片位于Danforth Ave.、Dawes Rd.、Medhurst Rd. 和Pharmacy Ave.四条街交汇处的占地一百英亩的土地。 置地后，Massey将农场命名为Dentonia，取自妻子的名字Susan Marie Denton。风和日丽的日子里，Massey家族亲眷经常来此度假，而Walter Massey本人则潜心研究农业技术。 凭着对科学技术执着的追求，Walter Massey决定兴建一座现代化乳制品农场。首先，这里必须拥有绝对的灭菌技术。在那个年代所有其他的乳制品农场中鹤立鸡群，Massey农场牛棚共四层高，通风极佳，南北两面全透明玻璃牆体全面吸收自然光源，共可容纳80头奶牛。不仅如此，Dentonia农场还有专门检测牛奶质量的实验室、灭菌室以及专门装瓶和密封的车间。每周六天，农场向公众开放，以供市民直接购买牛奶，参观生产过程。 不过，Walter...

尽管有独立移民系统的魁省上周曾宣布，明年将减少移民配额，但安省和许多其他省份及联邦一级的移民配额将有显著增加。 据加拿大移民简报CIC NEWS昨日发布的消息，加拿大政府制定的2019年全国范围的移民配额是330,800人，比2018年的310,000人增加近7%。 据联邦政府10月底公布的移民水平多年计划显示，加拿大通过包括经济、家庭和难民等各类移民，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引入移民的目标，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将增加13%以上，即从31万人增加至35万人。 魁省近日宣布，计划在2019年新移民入境人数为4万人，比今年减少大约1万人。这意味着要确保被接纳的移民成功融入以讲法语为主的省份，并在那里扎根。 然而，魁省减少移民决定，与大多数其他省份的趋势背道而驰。因为移民现在仍是加拿大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主要动力，加拿大许多省份正积极致力于引入更多移民，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 以安省为例，安省力求增加省提名计划（PNP）的名额。作为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安省明年将通过省提名计划，选择与本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永久居民。 省府现已确认，希望将2019年的提名配额增加至7,600人，与今年的6,600人相比，增加了1,000个名额，更比2017年的6,000名额增加了26.7%。 安省经济发展、就业与贸易厅公关主管Sarah Letersky表示，对安省PNP计划的需求非常强劲，省府将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增加本省的年度配额。 她在接受采访时还称，新的PNP配额高于预期，新增的1,000个名额将使安省对于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具应对能力和适应性，并为安省雇主提供更多寻求留住国际人才的机会。 在全加拿大范围内，通过省提名计划成为永久居民的新移民，在2017年达到创纪录的49,724人，其2018年的目标定为55,000人。预计2019年该目标将上升至61,000人。 安省应在本月底或1月初，就公布2019年省提名计划名额的分配。此外，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以及缅省等其他省份，也正在寻求增加移民配额。 联邦将签联合国《移民契约》 联邦政府准备本星期签署由联合国167个成员国达成的《全球移民契约》。该契约旨在全世界实现有序、安全的人口跨国迁移活动。 这一长达36页的《联合国契约》设立了23个有效率和人道处理跨国人口迁移问题的目标。比如，对跨国移民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条件、对媒体从业人员展开培训，让他们正确理解并使用正确的词汇讨论跨国人口迁移问题；鼓励媒体对跨国人口迁移活动作独立、客观、和高质量的报道；对那些持种族主义、仇外和不容忍态度报道的媒体，给予撤销财政支持惩罚等。 尽管已经有美国、澳洲、以色列、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国公开反对这一契约，加拿大国内也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杜鲁多的联邦自由党政府已决定签署。 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在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ch）被正式接受。联邦移民部长胡森（Ahmed Hussen）表示，加拿大实际上已经在做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所倡导的事情，比如接收移民的项目和帮助移民融入加国社会等。 胡森还指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只有指导意义而没有法律约束力。 联邦保守党领袖谢尔就发出警告，该契约将导致加拿大在移民问题方面的主权受到侵蚀、新闻媒体自由报道的权利受损。 谢尔强调，接收何人作为移民来加拿大、在什么情况下接收，这些都应该由加拿大自主决定，而不能由外国人或是哪个国际组织决定。 批评和反对《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的个人、党派和国家的主要论点是，该契约混淆通过正常渠道申请移民，以及通过非常规手段移民的区别，侵犯了主权国家保护边界安全和自主制定移民政策的权利。 胡森认为，保守党是出于党派政治的目的才坚决反对，是为了与从保守党分裂出去的右翼党派、加拿大人民党，争夺有反移民倾向的选票。

提起“地沟油”这词儿，人们往往闻之色变。因为在中国，厨余废油的管控并不严格，导致这些油最后会被不法分子经暗箱操作再回到餐桌。到了加拿大，人们可能会发现地沟油不但不会存在于餐桌，还某种程度地变成了“宝”。地沟油的合理回收和处理，从商家到民宅，都有很大的学问。 本报记者 文琪 2014年10月，CBC曾报道在魁省，有人专偷餐馆后面回收箱里的厨余油（used cooking-oil）并称之为“液体黄金”（liquid gold）。这是因为在加拿大，不论是商用还是民用产生的“地沟油”，从源头到终端都有相当严格的回收监管和完善的能源再利用机制。餐馆的厨余废油有专门的公司上门购买回收；家庭废弃厨油在每个市政区域也有相关的回收指导政策。这些地沟油加以妥善的利用，就会成为生物燃料和再生能源产品。   餐厅厨用废油能换钱 这条“变废为宝”的产业链需要从大到小的商户、民宅、环保机构和政府部门相互依托配合。政府为保证“地沟油”能被合理利用而不危害环境，对餐饮行业产生的废油制定法规，也对家庭提出回收厨油的相关管制。 多伦多市政府固体废物管理服务部门（Solid Waste Management Services）并不收集包括餐馆在内的商业机构的废油。商业机构必须与由安省政府认证的私人收集公司合作，聘请他们妥善收集和处理废油和油脂（FOG, Fats, Oils and Grease）。政府要求回收废油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忧它们像在中国一些地方一样变成地沟油再回到餐桌，而是希望这些油脂不会进入到城市的下水管道系统。 根据多伦多市的下水道附例（Sewers By-law）的相关要求，所有餐馆和其他食品服务机构，如日托中心和移动食品供应商，必须在排放废水的任何固定装置或水管上安装隔油池（grease trap）。 万锦市某一不愿透露姓名的餐厅负责人在接受星岛《加拿大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不愿公开自己和餐厅的姓名，但愿意分享一些经营餐厅中食用油的使用和回收的经验，让大家知道“地沟油”在加拿大是不会回到餐桌的。 他对记者表示，厨房废油按政府规定，并不能随意倾倒在厨房的下水道。他带记者参观了餐厅后专门回收厨用废油的大桶。 “这些油要倒到专门的收集桶里，差不多一个月这只大桶就会盛满。我们和政府授权的废油回收公司签署合约，油桶快满时，我们打电话，他们就来回收油，还会给我们一笔费用，大概30元左右一桶。 我们这里常有卫生官员来检查。除了油，泔水、馊水也是按照要求倾倒在安装好的泔水桶。回收公司会把商用的废油与泔水分开，分别送往不同的能源再生机构进行有效合理的回收利用。通常他们开着有整套设备的大卡车去各个餐厅收油，送到相关部门，再经过一定的程序，循环利用提炼出再生肥料、洗洁精之类的能源。餐厅如果违规倾倒厨房废油去下水道，一旦被发现，会面临严重的罚款。 ” 由于采访是时临进行的，这家餐厅并没有对记者的上门做任何特别的准备。负责人在记者的拍照要求下展示了厨房内的油炸箱。当时是午饭繁忙时段过后的下午3点左右。记者所见后厨油箱里的油非常清透，清澈见底。 餐厅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我们知道社区不少华人虽然知道加拿大并没有地沟油回到餐桌，但对餐厅后厨油的更换频率会有所担忧。他坦言每个餐厅有自己的做法，这完全取决于从业者的“良心”。他对记者解释道，“我们餐厅后厨的油分为两大桶，一桶是煎炸用的，一桶是用来烹饪的。烹饪的换得非常勤，因为要吃这个油。另外给食材做准备工作（prepare）的油，基本炸两次就不用了。炸得久的，成分会被食材吸收掉，炸出来的食物就不香了。清亮的油是保证食物烹饪质量的标准。油的颜色一变我们就会换，否则做出来一会有安全的问题，再就是口感也会有问题。” 民宅如何处置地沟油？ 日常生活难免煎炒烹炸，家中产生的“地沟油”也不少。而如何处理这些油脂却被很多人所忽略。将废油倒入下水道恐怕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做法。哪怕一旦油脂凝固，就顺势用热水冲一冲。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当油脂从排水管倒中冲下去时，即使使用热水，它们也会在路径中附着在管道壁上，冷却后形成固体，最终会导致下水道管道堵塞和地下室浸水。 多伦多固体废物管理服务中心代理总经理Vincent Sferrazza对本报记者表示，很多民众长期以来都没有注意到，使用过的食用油从水槽、排水管或马桶倒下，会对家中和附近的污水管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为了妥善处理家用废弃的油脂，我们希望民众知道，可以使用纸巾沾浸废油，或将其冷冻或硬化，然后将其放入绿色的有机垃圾箱中。盘子、锅、餐具、烤架和烹饪器具上的油脂应和食物残渣一起刮到绿色垃圾箱中。人们不注意回收家庭废油的情况，最终会损坏、阻塞污水处理厂和泵站，并可能连带损害湖泊、当地溪流和河流的环境及水生物。在过往，市政当局和公共事业公司要花费数十万元来清洁和修复因为人们倾倒油脂所导致的排水系统堵塞问题。” 回收地沟油的行动在继续 不同的省份和不同的城市有一系列的计划，以防止“地沟油”进入城市的下水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沟油”在加拿大不会回到餐桌。相比较于政府对餐厅规管的直接明了，对民宅的规管更多要靠人们的自觉和环保意识。 多伦多市政府高级传讯官员Diala Homaidan在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表示，多伦多水务部门正在开展的“不要丢进下水道”（Not Down the Drain'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教育活动从10月1日开始将持续到11月23日，鼓励家庭和民众学习回收家中的“地沟油”，改变生活习惯。 市政执法下水道使用组织新闻发言人、安省伦敦市下水道外展和控制检查员Barry...

▲ 多伦多市中心 515 Jarvis Street的THE KEG MANSION Jarvis大街一带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时代多伦多上层社会的社交据点。今天的Jarvis仍汇集着醒目的历史地标，且没有一座沿街宅邸雷同。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THE KEG MANSION。 1976年，The Keg餐厅买下了Jarvis大街上的THE KEG MANSION，作为旗下的一间餐厅。 这座宅邸最初由Arthur McMaster于1867年兴建。如果你觉得McMaster这个姓氏耳熟的话，没错，Arthur McMaster就是麦克马斯特大学创始人William McMaster的侄子。 THE KEG MANSION前身 ▲The Keg Mansion曾是Massey家族宅邸 1873年，地位显赫的Hart Massey一家在购入宅邸后迁入。 Hart Massey以售卖农场器材发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并且帮助兴建了多伦多大学创始时期的几座楼宇，当然，还有Massey Hall音乐厅。 ▲Hart...

多年前申请到加国临时居留的一对华裔夫妇，涉嫌在华诈骗1.8亿元加币，被加国边境服务局拘留，作资料不实聆讯，两人随即入纸申请难民。该对夫妇向移民部申请有条件获释，且愿每月支付13万元作软禁在家所需费用，之后他们盼获更多生活的自由，但被高等法院驳回；该夫妇不服向安省上诉庭申请复核，获法官批准发还重审。 据安省上诉法院文件，上诉的华裔夫妇王振华（Zhenhua Wang，译音）及严春香（Chunxiang Yan，译音）是中国公民，同时拥有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公民身分，两人于2012年9月底，持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加国大使馆所批旅游签证抵达加拿大。 2013年8月，王氏夫妇在延长签证期满6个月后离开加国。 二人在3个月后，再通过在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加拿大大使馆，申请临时居民签证再访加国。然而不久之后，加国边境服务局接获线报，指王振华及严春香在中国怀疑涉及多宗身分欺瞒事宜，且是中国经济案件逃犯。边境局接获线报更指，他们与中国市场推销与层压式推销诈骗有关，被骗人数约6万人，所涉金额高达1.8亿加元。 边境局经过约4个月调查后，2014年3月拘捕二人，以不实资料入境为由扣留，并把他们转交移民部进行聆讯。 3个月后，该对夫妇向移民部申请难民身分，但仍被当局羁留调查。 华裔夫妇在2015年底向法院寻求获适度人身自由，希望至少能获外出软禁；移民部听从联邦法院判决，准许他们在有条件下软禁在家，其中一条件是该对夫妇必须支付在家软禁期间，所需要全天候保安与监视费用，每月要支付约13万元。 翌年该对夫妇多次向移民部申请，希望获更多人身自由，要求能到家中后园散步，以及在监视下外出买菜、到银行处理账户及到教堂等基本生活活动，并且获准许。稍后他们再入禀寻求更多个人自由，但遭移民部拒绝。二人不服判决而向安省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高等法院认为移民部有理而驳回复核申请，该对夫妇再向安省上诉法院入禀复核。 据法庭文件指出，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考虑的是，该对夫妇被软禁属于合法羁留或是被不合法地剥夺了自由。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入禀要求更多自由的夫妇，本身是处于合法有条件被软禁状态，不认为他们可引用《人身保护令》作为要求更多自由的理据，因此驳回他们的申请。不过，审理这宗上诉案的安省上诉法院3位法官，不认同高等法院法官的裁决，因此批准发还重审。 上诉庭：高院误解 《人身保护令》 在这宗上诉复核中，上诉人引用《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但不获高等法院法官采纳，上诉庭众法官则认为，上诉人夫妇并非关押于羁留中心，而是获准在家软禁，理应受《人身保护令》保障，认为高院法官裁决时错误理解，因此允许王振华及严春香夫妇复核申请，发还高等法院及移民部门重新审理。 上诉庭3位法官于判决书中指出，高院法官认为凡被拘留人士不论是羁押于拘留所，抑或有条件软禁家中，都不具资格因个人自由被夺取而获《人身保护令》涵盖。然而上诉庭法官对《人身保护令》理解，与高院法官不同。 上诉庭根据加美两国对《人身保护令》广义与狭义诠释，指保护令应否放诸软禁家中的疑犯；上诉庭认为，高院法官没有以司法者身分，以专业、宏观过程审视在《人身保护令》下，如何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在此宗上诉个案中，王氏夫妇现时以难民申请者身分仍被移民部门软禁，此举有违本国《移民及难民保护法》之嫌。 上诉庭法官在判决书中指，《人身保护令》未必适用于被执法机关拘押的人，但上诉人夫妇并非拘押于看守所内，他们是在有条件下软禁家中；《人身保护令》的核心意义，在于保障每个人的人身自由，至少容许他们拥有平常生活的基本自由权利。 他们认为，高院法官裁决中最大失误，是把上诉人视为最严厉被拘押者，因此认为限制他们的生活自由是理所当然；但他们属于有条件被软禁于家中，不该以最严厉方式限制他们个人基本生活自由。 在上述理由下，上诉庭3位法官一致认为上诉申请人寻求司法复核得直，案件发还移民部及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Monica Proeitti（1940年2月25日 - 1967年年9月19日） 撰文：睿 1940年2月，Monica Proeitti出生于蒙特利尔一个贫困家庭，这个家庭令注定了她犯罪的一生。她的祖母曾因为偷窃珠宝而锒铛入狱，并且据传生前曾对住在周遭的孩子传授一些小偷小摸的技俩。 第一任丈夫Tony Smith Proeitti在她17岁时就结婚，第一任丈夫是时年33岁的，苏格兰裔黑帮小头目Tony Smith，两人婚后育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出生于1959年的Ginette Smith和1961年的安东尼史密斯。1962年，史密斯因为犯罪而被驱逐出境之后.Proeitti于是和另一名蒙特利尔当地黑帮成员Viateur Tessier结婚，后者在1966年被判入狱。 上世纪60年代的蒙特利尔 而事实上，年轻的Monica Proeitti一生所犯下的罪行比她的两任丈夫更要臭名昭。 拥有“机枪莫莉”“重机枪莫莉”称号，在她“事业”顶峰时，在同伙的配合下，她抢抢了至少20家银行，总共劫得约10万元。而为了在抢劫银行时不引起怀疑，她两名年幼的孩子经常被她作为障目的掩护带在身旁。毕竟，谁会对一个带着两名幼子的年轻母亲心存怀疑呢？ Monica Proeitti现存的被捕照 究竟是什么让“重机枪莫莉”踏上了这条单行的不归路。 Monica Proeitti本身有7个兄弟姐妹。然而1958年2月3号发生在蒙特利尔伊丽莎白街1662市政府廉租屋的那场火灾夺走了他们中的四个。 火灾发生在那天清晨6点，莫妮卡的父亲当天一早已经出门打工。当他得知家中失火，心急火燎的赶回来的时候，火焰已经蹿到了Proeitti一家10口所住的二，三两层。 当时的报刊文章：如果美国黑帮头目Al Capone有个女儿她一定和Monica Proeitti一样 当时18岁的Monica Proeitti，三个稍微年长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母亲活了下来。而另外四个年幼的弟妹全未能幸免。 和那个时代的所有廉租屋一样，那栋房子没有防火逃生通道。在火灾发生前，出事的整个社区曾被蒙特利尔市政府提上议事日程，计划在未来进行拆除并重新规划。或许，这栋楼是否拥有紧急出口，并不是市府官员所关心的。 死于逃亡途中的Monica Proeitti 有人说，正是这件事的打击使得Monica Proeitti渐渐发展成为蒙特利尔城市历史上最有名的女性银行劫匪 - 重机枪莫莉。 最后一次抢劫银行，Monica Proeitti在和蒙特利尔警察的枪战中饮弹身亡，时年27岁。据说，她本想最后干一次，从此带着孩子们迁居佛罗里达金盆洗手，改头换面。 1967年9月19日，三名黑社会成员走进蒙特利尔一家信用银行，他们是“重机枪莫利”的帮凶。而与此同时，莫妮卡正在门外一辆车里等候，时刻准备着等同伙们得手后发动汽车，逃离现场。 当Monica高速驾车逃离现场时，恰好撞上了警官Andre Godin和在附近的四辆警车，局势瞬间发展成一场高速警操追捕。重机枪Molly驾驶的汽车在枪林弹雨中飞速前行，踉跄中迎头撞上了一辆公交车，不再动弹。当警察们赶到跟前时，发现前胸中弹的重机枪莫莉已经一命归西。 她身穿背带裤和一件雨衣。她身旁的车座上放着3500元现金，一把机枪，和两把手枪。 2004年以Monica Proeitti为原型的电影重机枪莫莉 后记 还记得重机枪Molly的两个孩子么？女儿Ginette Smith和儿子Anthony Smith。 2004年，也许是因为缺钱，Ginette和Anthony...

▲魁省移民厅长赫特尔解释投资移民政策。 CBC 爱德华王子岛省因投资移民项目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日前不得不取消之后，又传出魁省的相同项目也存在类似问题，且更为严重。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RCI）报道，旨在吸引富人移民魁省的特殊移民项目，大多数申请人只把魁省当跳板最终转往安省及卑诗省。 有前移民官揭露，魁省投资移民项目弊端丛生，尽管被怀疑文件造假以及资产可疑，富有投资者仍成功移民加国。 面对魁省投资移民项目的众多问题，曾经在魁省移民厅香港办事处工作的第一线移民官匿名接受媒体采访，讲述他们如何在压力下，对拼凑出来的申请资料和可疑的财产来源只眼开、只眼闭；而申请人把魁省当跳板这件事，移民厅上下心知肚明。 魁省移民厅长赫特尔（David Heurtel）表示，他并不担心投资移民最终离开魁省，因为他们的资金仍留在魁省。 审核发现逾65%含假文件 根据规定，如果移民官认为申请人递交的材料有问题，就会对申请人进行面试。魁省大部分投资移民申请人是中国人，因此在2017年4月以前，面试一般都在魁省移民厅的香港办事处进行。据多个曾经在香港办事处工作的魁省前移民官指，大约50%的申请材料是有疑点的，包括东拼西凑的经历、假文件和瞒报资产等，所有申请人的职业都是销售主管，过了一段时间，来的又都是副经理，而且他们的移民顾问都是同一个人。 2000年前后，魁省政府聘请了一家公司来负责审核投资移民申请材料。审核结果是超过65%的申请中包含假文件。一位前移民官称，他们其实没时间仔细检查每一张证明，每一份材料，仍有漏查的假文件也是难免的。 上司要求“灵活”处理申请 不过，最早在香港执业的魁省律师哈维（Jean-Francois Harvey）却认为，造假成风，魁省政府也有责任。因移民部对申请材料的要求很严，申请人拿不出完美的交税凭证或资产来源证明，结果便催生了一整个文件造假行业。这些移民官称，是受到上司压力，被要求不要在申请材料上太认真，以便让更多人过关。一个前移民官回忆说，曾经有一个申请人被他拒绝，因为他怀疑此人的资产来自腐败行为。他的主管为此召他谈话，要他在审查资产合法来源的证明时，更灵活一些，理由是魁省也有腐败行为。另一名女性前移民官称，她也曾被一个省移民部门高官告诫，不要对申请人的材料过于查根问底。这样一来，当然批准就更容易了。 魁省被指向“钱”看 年袋2,800万 这些接受采访的前移民官认为，尽管没有明说，但要求他们放宽尺度的原因是钱。每个投资移民要交1.5万元手续费。魁省每年接受1,900名投资移民，光是手续费一项就带来超过2,800万元的资金。魁省投资移民项目的要求之一，是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确实会在该省定居。但多位前移民官表示，高层没有要求他们核实申请人的定居意愿，因为大家都知道，投资移民只是拿魁省当跳板，不会真的住下来。 移民顾问和律师们对魁省政府这种态度当然也很清楚。哈维说，投资移民项目不是一个移民项目，而是一个投资项目，这是公开的秘密。据他估计，通过这个项目移民的人有85%到95%都不在魁省居住。由于申请人众多，香港办事处在很多年以来是魁省投资移民项目最大的输送转盘，但也最让主管官员头痛。曾经负责所有魁省移民厅海外办事处的前助理副厅长艾迪耶（Suzanne Ethier）指，香港办事处总是受到压力，是所有海外办事处中麻烦最多的一个。 形容香港办事处问题最多 2017年，魁省决定关闭移民部香港办事处，需要面试的中国申请人必须到满地可来，从那时起，面试大大减少。这引起了一些前移民官的担忧。他们认为，大部分中国申请人是不应该仅凭申请材料就被接受的。媒体通过信息公开法查到的数据显示，未经面试就被接受的魁省投资移民项目申请人在2013年仅占14%，现在是74%。

十九世纪的马戏团化妆间 Joseph Becker (美国画家 1841-1910) 撰文：睿 19世纪中叶，多伦多城市人口已达4万人。随着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在那之后的20年里，多伦多的人口再次翻倍。不过，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多伦多还是一个不甚太平的城市。在连接多伦多到北部城镇Barrie的央街沿线共有68间大小酒馆，平均每1,200米就有一家。而仅多伦多市内，就另有152间酒馆、203间啤酒铺。除了所有的酒家之外，当然还有无计其数的妓院。 活跃在19世纪的北美马戏团 1855年7月12日，一帮多伦多本地Hook and Ladder消防队员来到了位于国王街和Jarvis的一家妓院── Mary Ann Armstrong House，他们是这里的常客。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当时的所谓消防公司，其实是一种类似社交俱乐部的存在。当年的多伦多并没有政府管辖的消防局，因此很多私人消防队互相竞争，相当混乱。可想而知，当年的消防员们基本是一群粗人。就在那之前大约两周，当Hook and Ladder消防队员们和另外一支消防队同时出现在一场火灾现场时，队员们甚至为了谁更有资格救火而拳打脚踢。警察赶来试图制止斗殴时，两支消防队又联合起来和警察们打了起来。   圣劳伦斯市场附近一带  马戏团得罪了消防队员 长话短说，正当Hook and Ladder消防队员在Mary Ann Armstrong House待了一会儿，已经切入正题的时候，这时又来了另一批客人。这几位新客人是美国S.B. Howes之星马戏团的成员，他们恰好在多伦多进行为期两天的巡演。他们可不是滑稽戏里不堪一击的丑角，因为高难度特技表演和巡演间隙的各种体力活，他们每个人都是肌肉发达的壮汉。 虽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有很多流传下来的版本。但是事情的主线是，一个喝得烂醉、名叫Fraser消防队员有意或无意的把一个名叫Meyers的小丑的帽子打落。当Fraser拒绝拾起对方的帽子并道歉的时候，Meyers为首的几个小丑对他们大打出手。一番混战之后，Fraser和他的消防员朋友们被小丑们痛揍了一顿，只留下一片狼藉。至少两个消防队员被打成重伤，小丑们打人后消失在夜色里。 当然，事情不会就此结束。这些被打的消防队员们在政府里有不少重要的朋友。当时的政府高层、警局成员和消防队员均有一个共同背景——他们都是基督教新教Orange Order成员。 19世纪中叶多伦多 1855年7月13日，妓院斗殴次日是个礼拜五。一群愤怒的Orange Order成员聚集在S.B. Howes之星马戏团搭建在圣劳伦斯市场附近草坪Fair...

▲虽然多伦多市政府曾一度因为安全隐患禁止步兵池塘的冰面运动，但是仍有不少人乐于尝试 在多伦多High Park一带度过童年的人们，一定都知道Grenadier Pond步兵池塘是以民间传说中，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时在这片池塘坠入冰窟窿溺水的英军步兵团士兵命名的。不过，这很可能只是民间传说罢了，步兵池塘之所以如此得名，是来自于不远处的Fort York驻军兵营。话说回来，这片不大的池塘却承载着不少历史。除了曾经可以进行钓鱼、溜冰、冰球、游泳、冰壶和划船等户外活动以外，在有冰箱之前，这里还曾被用于采冰。 ▲ 夏日里 孩子们在High Park户外上课 1910年 曾经的步兵池塘占地面积近50英亩，几乎是现在面积的双倍。随着多伦多城市建设不断扩张，下水系统被重新规划，造成步兵池塘储水量大幅下降。 1930年以前，这里并不归属于High Park的一部分，而是最早扎根落户多伦多的家族之一──Ellis家族的私有地产。 冰工厂带来财富 1880年6月30日，John Ellis将包括大部分步兵池塘在内的名下地产转手卖给了Wilma Chapman夫人。之后不久，Chapman家族George Chapman创立了Grenadier Ice Company步兵采冰厂，开始向多伦多城内外居民和企业售卖池塘里的冰块用于制冷。在还没有制冷设备的年代，冰块可称得上是紧俏商品。被切割成小块的冰块被放在被称为“冰箱Ice Box”的木箱子里，帮助食品保鲜。而大块的冰则是酿酒，或者长途运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仅如此，在没有冷气的炎热夏季，大量的冰块还可以帮助贵重货品保鲜。除却Chapman家族采冰公司之外，当年的多伦多，早已形成多家私人采冰公司的聚集地。史料记载，George Chapman名下公司最早于1881年就开始了在步兵池塘的采冰工作。 Chapman采冰公司的总部办公室位于市中心的Wellington Street。 ▲ Grenadier Pond曾经流传着英军步兵在这里溺水的传说 ▲Grenadier Ice Company 步兵采冰厂的工人们 虽然“采冰”听来就是把冰从池塘里取出来，但是实际操作却极其复杂。很多采冰业者往往从刚刚入冬开始就要“维护”冰源，从而确保收获尽可能厚重的冰块，从中牟利。采冰者们将需要被切割的冰面做好记号，接着由马匹拉犁割出长条冰块，接着徒手用锯子将条状冰块切断，最后用冰钩将冰块逐一取出。第一条冰面被切开之后，其余的冰块会被用筏运输至储冰屋进行细加工。因为有时短期内反复降雪，往往造成表面积累几英尺厚的质量稍次的冰层。这层冰会在这里被移除。最终冰块被去除杂质，精心挑选之后变得整齐一致。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民众对于冰块的需求也增大。冬天被用于拉犁采冰的马匹，在夏天则被用于冰块运输。 ▲Belle...

一个来自中国苏州的华裔女子申请工作许可证及多次入境临时居民证，以便到温哥华工作，但是被拒，主要是因为对申请人的未来雇主的财政能力有疑虑，怀疑双方没有真实雇佣关系，申请人向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经过审理，联邦法院批准司法复核申请，由另一官员重新考虑。 申请人刘美蓉（Meirong Liu，译音），中国公民，2003年在手机通讯公司任支援助理，2017年5月至2018年1月，在中国沈阳市一间培训学校进修，取得家庭护理员证书。 2018年1月，申请人在苏州担任保母。 签证官怀疑申请人与准雇主造假 今年1月21日，申请人申请加拿大工作许可证及临时居民签证。申请书称，合约为期两年，在温哥华梁孙女士（Sun Liang，译音）家中任职家居助理。 申请书包括申请人教育资历，其中有申请人在中国完成学士学位，以及完成专门用于家庭护理员培训的证书课程。申请人亦提交了一份之前发给她的加拿大多次入境临时居民签证影印本，以及自己由2016年9月至2017年4月期间，往返中国与加拿大的护照盖章。 申请人的未来雇主是单亲母亲，育有一个10岁大孩子。 申请书还包括未来雇主的2016年报税通知书影印本，显示工作收入超过3万加元，以及满地可银行的月结单，户口结余逾30万加元。 签证官在2018年3月1日，疑虑其未来雇主支付申请人薪金的经济能力，怀疑双方没有真实雇佣关系，所以拒绝申请人的申请。 申请人提出司法复核。此个案的重点包括该签证官在断定该项聘请不是真的，是否违反程序公平，签证官是否犯下法律上错误，以及签证官的决定是否合理。申请人认为签证官未能给予她本人及未来雇主机会，回应签证官对财政能力的疑虑。 联邦法院法官曼森（Michael Manson）于2018年8月23日，在温哥华聆讯此宗司法复核申请，并在同月28日作出裁决，以签证官的决定不合理为由，批准申请人的司法复核申请，而申请人原先的申请由另一签证官重新考虑。 企业缺劳力 报告促聘新移民应急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昨天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加国中小企业在劳动力短缺中苦苦挣扎，影响公司业绩及竞争力。报告建议可考虑招聘新移民，解燃眉之急。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usiness Development Bank of Canada）近日在全国抽样访问了1,208间公司，找出劳工短缺与销售增长缓慢的直接关系。报告发现公司在劳动力短缺下，导致销售额剧跌65%。报告指出39%加国中小企业，至少在过去10年间甚难请到新人入职，情况一直未获改善。在劳动力短缺下，可令到公司营业额下跌65%。劳动力短缺最紧张的省份，有安省，大西洋省份及卑诗省。 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克洛斯（Pierre Cleroux）表示，劳动力短缺，影响加国众多公司的业绩增长外，更会令到加国企业失去竞争力，不少公司为此而拒绝接订单，或延期交货。企业家应该考虑增聘人手不足的部门员工人数，降低入职要求，如聘用年轻人，或非熟手工人，退休工人，及新移民来填补人手不足。克洛斯表示，近6成公司表示，在劳动力不足情况下，现有的员工要做得更多；47%雇主表示，他们会加人工。而在劳动力短缺的非直接成本下，亦同样具有破坏性。例如，因为没有人手，雇主要留在公司的时间更长，这样就会减少发展业务时间，令公司业绩倒退。缺少工人，对不同规模公司有不同程度影响，对最小型及最大型公司影响不大。当中，对有20名至49名员工的公司，在招聘上最困难，而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则问题不大。 报告同时提出多项建议纾缓劳动力不足的策略。当中有4大要点﹕一，发展员工价值主张。发展业务令到现有及新聘员工感到更具吸引力。作为雇主，留住优秀员工及吸引新人入职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二，形像化的人力资源政策。一份健全的人力资源政策，对招聘、提高留任率、减少法律及声誉风险，以及其他福利，将有助公司发展。三，在人手不足的部门招聘更多员工，特别是新移民。四，提升营运效率。利用自动化流程及技术。

来源：都市加西追踪 一位网名“Stephanie”的“美女” 最近分别约见了两位华裔男子 一到约会地点 两名男子就遇到了“下马威” 美女“Stephanie”诱两华裔男上钩 卑诗省列治文皇家骑警周二发布消息称，在刚过去的周末，两名使用“探探”（Tantan）手机交友程式(App)的华裔男子，先后于9月8日和9日因约会同一个账户、名为“Stephanie”的女子，而分别遭殴打企图绑架及抢劫。警方现正调查这两单案件，同时提醒民众通过网络程式约会时，若非充分了解对方，勿与陌生人在非公共场所见面。 两个华裔男子，近日先后用“探探”程序约会同一个“女网友”，却招来歹徒殴劫。本报记者摄   美女没出现两位壮汉冲上来 列治文骑警周二指出，首宗个案发生于9月8日上午7时许，列治文一名32岁的华裔男子在列市西南一处民居，计划与一名通过“探探”相识、用户名为“Stephanie”的女子见面；但在该男子等待女方出现时，两名歹徒接近并殴打他，虽然该男子最终成功脱逃，但身体却遭打伤。 “探探”是手机交友应用程式，通过向右划屏添加喜欢的人，若双方互加则可开始聊天。图中人与本案无关。网络截图   他更倒霉！被持刀挟持取款 另一宗个案发生于第二天，亦即9月9日凌晨3时，温哥华一名23岁的男子计划与同样使用“Stephanie”账户的女子，约好在列治文市中心一处民居见面。 但当他抵达时，却被3个歹徒接近，其中一人还拿出刀子。3个疑犯随后绑架了受害人，并使用受害人的车辆把他挟持至列市3号路（No. 3 Rd）3700号路段的一家银行，强迫他从自动柜员机中提取现金给他们。受害人被迫照做，连他包括衣服在内的一些个人物品也被歹徒拿走，随后他获释。 列治文骑警发言人黄寒青周二向《星岛日报》记者表示，这是列市警方首次遇到这类案件，由于两宗案件发时间非常接近，且都是因约会同一个网上用户引起，因此引起警方高度关注，目前两宗个案都在调查中。 其中一受害人，可能在图中的列市西北一部自动柜员机，提款交骗徒。王学文摄   莫与生人在非公共场所见面 据黄寒青指出，很明显这个用户名为“Stephanie”的女子并不存在。歹徒只是通过手机程式引诱受害人，然后再施加暴力或抢劫。他相信“探探”是一款在中国研发的手机程式，而两名受害男子皆为华裔。 他提醒市民提高警惕，无论使用“探探”或其他同类的手机交友程式都要特别小心，除非有充分的了解和信任，否则与陌生人在非公共地方约会，都是非常危险。警方还呼吁对以上两宗个案知情者，尽快联络警方。   热门交友程序年轻人追捧 据维基百科介绍，“探探”是中国大陆推出的一款基于地理位置的交友应用程序，于2014年推出。“探探”被认为模仿了同类应用程序Tinder，双方只有互相喜欢才能开始聊天。“探探”推出后在“85后”(1985年后出生)和“90后”的用户群中较为热门，推出一年用户人数已达200万。 “探探”可以广泛应用于苹果或安卓手机系统，平台语言包括英语、中文、日语和韩语等。与Tinder一样，“探探”用户可以通过向右划屏选择喜欢的人，向左则过滤掉不喜欢的人；假如双方都喜欢对方就会匹配，然后可以开始对话。 世界各地都流行各种交友程序。   “假约会、真绑架”各地屡见不鲜 尽管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这是列市第一次收到通过网上交友程式“假约会、真绑架”的报告，但这种作案方式，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发生过。 据澳新社2005年9月报道，澳洲雪梨西南部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通过互联网聊天，两女子诱惑他们前往某地进行性交易，两男子到达后，却遭到绑架和勒索抢劫。 受害者称，他们被叫到偏僻的地方与女子约会，当他们坐在车上与女子交谈时，另两名男子从车后袭击受害者，用刀威胁勒索钱财。他们接着把受害者带到附近的银行提款机取钱，作案后，受害者被释放，疑犯驾驶受害者车辆逃走。 另据中国华商网消息，2014年11月，4名青年男女通过手机交友程式《陌陌》约会陌生人，并趁机绑架，索取受害人钱财的同时，联系受害人家人要赎金。 受害人被脱光衣服，用绳索绑在一根电线杆上，歹徒还把其裸体照片发给家人索钱。   寂寞的心易被人乘虚而入 卑诗省西门菲沙大学(SFU)犯罪学系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周二接受《星岛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手机交友程式诈骗与其他网络诈骗形式类似，人们都是因为太过相信电子屏幕上的“所见即所得”，往往令贼人轻易得手。 戈登分析，人们因轻信“所见即所得”，令贼人轻易得手。资料图片 戈登指出，多年来网络诈骗形式层出不穷，尽管警方和媒体一再提醒，但人们仍然没有学懂不要全部相信网上的资讯，也不断有人相信能够得到某种好处而上当，这十分令人震惊，其他手法还包括假冒网上银行或警方进行诈骗等。   仔细想想就发现很荒唐 戈登相信，因为网络约会而被骗的人，应该属于非常孤独的一群，他们或难以通过面对面的途径与现实中的人建立关系。而对于网上所展示的美女，他们往往以为是真实的个体而被吸引，期待能与其建立起某种关系，但其实仔细想想，就能发现这其实是很荒唐的事。 他指，网上诈骗多直接针对长者进行，一方面是因为长者比较有钱，另一方面长者从一个诚信的时代过来，对于诈骗缺乏戒备，更加难以区分电子屏幕和现实之间的差别。而这些长者受骗后往往感觉羞辱，也不愿意承认被骗的事实。 戈登说，尽管此次两名受害者皆为年轻人，但年轻一代更容易相信类似“第二生命”（second life)的虚拟世界，他们相信电子屏幕上的“所见即所得”。当一位美女在网上表示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却非如此。这种心理如果被贼人利用，就会发生类似的诈骗事件。 你以为在约会美女 等待你的可能另有其人

▲IRCC指出有骗徒在脸书上冒充移民顾问。 CIC 受加拿大《公民法》修订案《C-37法案》限制，一位加籍日裔母亲表示，她在日本出生的孩子无法获得本国公民身份。此类加国家庭还有许多，维权人士呼吁改革相关法例。 据CTV News报道，加籍日裔母亲丸山（Vicki Maruyama）的父母为加拿大公民，因此她在香港出生后依然获公民身份，随父母搬去亚省爱民顿居住，并在该市长大。 后来她回到日本教英语时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却在怀孕八个月时才得知，加拿大订立了《C-37法案》，该法案限制了她的孩子自动成为公民。 该法案于2009年通过，规定加拿大公民的子女，如果在海外出生，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但如果子女的下一代，又是在海外出生，则不能获得公民身份。 该法案似乎正是针对丸山的例子。她的父母是加国公民，她虽然在香港出生，但她可以获得加国公民身份，而她的孩子在日本出生，就不能自动获得加国公民身份。 两孩子只能获旅游签证 目前丸山的两个孩子，只能凭借旅游签证进出加拿大，在很多方面无法享受等同于公民的福利待遇。 例如：旅游签证要求他们定期出境，孩子也无法在亚省公立学校就读，甚至可能不能免费注射疫苗等情况。 丸山表示，子女出生地不在加拿大，却被当成外国人来对待实有不妥。反之，他们只是在日本出生，就已获得该国公民身份。 丸山已联系联邦保守党前移民部长康尼（Jason Kenney）寻求帮助。然而在加拿大此事并非单独个案，有类似家庭等待逾一年时间，子女的移民申请才获批准。 联邦新民主党移民事务评论员关慧贞也表示，她曾收到大量类似案件的求助，并曾在国会提出私人法案以提供协助该批人士。 她的私人法案在2016年提出，但仍未获通过；如果得不到联邦自由党的支持，该私人法案似乎没有机会获得通过。 维权人士查普曼（Don Chapman）表示，国会应该立法帮助这批“被遗忘的加拿大人”。目前有28万加国公民在外国生活，有些人在外国出生的子女，以后可能依然面对相同问题。 骗局：歹徒脸书称助移民加国 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简称IRCC）提醒民众，有骗徒在脸书上冒充移民顾问，自称可帮客户成功移民加拿大。骗徒已从来自土耳其及黎巴嫩的客户身上，骗取数千元。 据IRCC表示，已有多个脸书页面谎称自己是隶属加拿大政府的移民顾问，可帮助顾客成功移民加拿大。该些页面均来自阿拉伯地区，并非法使用加拿大政府的官方标志及图片，伪造与加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此外，当局还接到来自土耳其及黎巴嫩受害者的举报，他们同样是在社交平台上受骗，目前已损失数千元。 IRCC因此提醒民众注意，移民部绝不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单独联系任何人，并提供移民服务，也不会使用社交网络要求对方提供任何文件及付款的讯息，更不会使用电话单独联系。如果需要雇用移民顾问，一定要确认其持有加拿大政府认证的牌照。

▲安省伦敦 距离多伦多大约两小时车程的401高速公路，穿越一座叫作伦敦（London）的城市。大概这里是英裔人口最早插根北美的地区之一，而得名伦敦。这个除却和英国伦敦重名以外的城市，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森林之城。在人文方面，这里不但是加拿大歌手Justin Bieber、演员Ryan Gosling和Rachel McAdams的故乡，知名高等学府西安大略大学以及著名的医疗研究机构也安于此地。然而，在一切外表包装下的伦敦，却隐藏着一段黑暗的历史。 ▲Justin Bieber 1959年到1984年之间，伦敦是全世界范围内已知连环杀手最密集的城市，也称全球连环杀手之都。连环杀手应属偶发事件，然而在那些年，人口只有20万的安省伦敦至少有3名连环杀手同时作案。曾经在当地警局任职15年、现任西安大略犯罪心理学教授的ichael Arntfield推断说，大约有5名当地连环杀手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还活着。在那25年间，伦敦发生了32起谋杀案，其中13起已经破获，三名连环杀手被捕定罪。而另外19起谋杀案至今已成经年悬案。他和安省省警Dennis Alsop共同所著书籍《凶杀城市：加拿大连环杀手之都所不为人知的故事/Mu​​rder City: The Untold Story of Canada’s Serial Killer Capital》，记录了安省伦敦的黑暗历史。 ▲Michael Arntfield和他的著书 至今仍有5名连环杀手逍遥法外 为什么这些连环杀手会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伦敦作案呢？这得先从伦敦的地理位置说起。 位于底特律和多伦多之间、1950年代开通的401和402高速公路将原本孤立存在的伦敦和各处连接起来。而因为充满植被和树林而得名森林之城的伦敦，也给犯罪者提供了掩护屏障。再加上城市两头通往多伦多和底特律的延绵高速公路和人迹鲜至的荒地，并不属于伦敦当地警察管辖，这就意味着一旦受害者被抛尸荒野，最有可能发现的是安省省警。当年的省市警局之间的沟通失误往往带来案情的延误。连接伦敦和周边城市的高速公路在方便人们里外往来的同时，更给图谋不轨的犯罪者提供了“狩猎”的行动便利。 ▲流传至今的一名受害人照片 Jackie English 1969年 此案至今没有破获 上世纪北美高速公路蓬勃发展之后，随之一同发展的还有所谓的高速公路文化，包括搭车和沿高速公路的性服务文化。可想而知，高速公路文化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加之高速公路本身的便利性、机动性和隐秘性，为连环杀人犯作案提供了一切所需的便利条件。 ▲伦敦警方正在目击者的协助下画嫌疑人肖像 1969年 Michael Arntfield说，和影视剧作中描绘的不甚相同，模仿者往往不会和连环杀手本尊进行较量，试图超越彼此。 事实是，这些模仿杀手往往只会在浅表层面机械模仿。以“Freeway Killer”（公路杀手）为例，美国加州1970年期间，有至少100多名年轻男子被谋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沿公路搭车的年轻人。而最终破案时，警察发现作案者为三名嫌疑人，他们虽然互相沿袭作案特征但却没有任何瓜葛。他们彼此并不认识，只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对方的存在，并且像是在比赛一样疯狂地连环杀戮。...

彩票中了一千万可能是每个人都做过的白日梦 但安省有一家亚裔兄妹+父亲 用偷来的彩票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 真正的彩票中奖人却被蒙在鼓里7年 15年后他们一家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正所谓 真相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美梦成真？ 2003年12月，安省St Catherines的That’s Entertainment店售出了一张七合彩彩票（Super 7 ），后购买彩票的人在安省Burlington的便利店Variety Plus兑奖，中了三张免费彩票。 偷盗彩票的当事人之一Kenneth Chung是Variety Plus的经理，当时他的父亲Jun-Chul Chung也在店里工作，对客人中的三张免费彩票动了手脚。至于具体他们是怎样的操作，警方不予公开。 Jun-Chul Chung 这三张彩票中的其中一张中了头奖，奖金为$1250万加元。但真正的幸运儿一直被蒙在鼓里。但直到7年后，他们才知道自己中奖了。 当发现偷来的彩票中奖了，Jun-Chul让女儿Kathleen Chung前去领奖。 Kathleen Chung 至此，Chung家的三人全部涉案。 但从2003年一直到2010年，似乎都是风平浪静。他们领取了彩金，试图向位于韩国的银行转移资产，还购买了五辆豪车、两栋民居豪宅、三栋商用建筑，和无数的贵重珠宝、电子产品。 东窗事发 不过纸里保不住火，2010年，在安省博彩公司的一次审查中，此事败露。 在2010年9月的法庭文件中，29岁的Kathleen Chung，她的弟弟时年28岁的Kenneth Chung以及60岁的父亲Jun-Chul Chung被控了一系列罪名，包括偷盗、欺诈、洗钱、藏有通过犯罪得来的财物等等。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当年Kathleen曾致电向彩票局表示，彩票属于她的弟弟，她只代他打电话。但当她亲自到彩票局领奖时，她又改口说彩票是自己买的，但又说不上在那里购得。当时，彩票局已经对事件有怀疑，并要求为对方进行测谎，但遭拒绝。 法院于本周二作出最终判决，由于偷窃七宝彩(Super 7)彩票，该家庭父亲、儿子和女儿都面临牢狱之灾，其中Jun-Chul Chung将面临长达7年的监禁，其女儿和儿子分别面临4年及10月的监禁。 寻找真正的幸运儿：晚了7年的惊喜 2010年此事败露后，安省博彩局的另一大任务就是，寻找真正的彩票得主。 安省彩票局董事会主席Paul Godfrey承认，不排除有人得悉有关报道后，会混水摸鱼，自称是千万奖金的得奖人。 Paul Godfrey 当时安省彩票局运用了最新科技DART（DATA ANALYTICS AND RETRIEVAL TECHNOLOGY），即数据分析和找回技术﹐勾勒出7年前被骗去彩票的得主一些特性﹐协助彩票局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应拥有该笔1,250万元奖金的幸运儿。 安省博彩公司及安省省警随后发现，有7个建筑工人是唯一可以正确回答连串问题的人，而这些问题只有真正的彩票持有人才懂得回答。 当时他们通过分析排除总结的问题是： ‧得主于2003年某月某日某个时段于St Catherines市的Th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