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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治文山印度教兴都庙Vishnu Hindu temple 撰文 张殷睿 1991年，5名巴基斯坦极端组织 Jamaat Al Fuqra的黑人追随者被控策划设置炸弹，同时引爆两栋位于多伦多大楼。如若该计划得以成功实施，将会造成至少4,500人死亡。在27年前，加拿大境内的恐怖袭击闻所未闻。但是今天回头看来，1991年的这宗案件却和近年来发生在加拿大境内蒙特利尔、多伦多、渥太华等城市的恐怖袭击存在着丝丝缕缕的关联。 讲起1991年的这场恐怖袭击策划，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多伦多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恐袭”尽管没有得逞，但是却比史上首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袭击的发生还要早了两年。多伦多也堪称是北美大陆上在纽约世贸中心大楼恐怖袭击之前的最初始归零地。 （gound zero） 1991年多伦多爆炸恐袭的攻击对象是位于市中心Gerrard东街的印度中心剧院India Centre cinema，以及距离市中心约半小时车程的烈治文山印度教兴都庙Vishnu Hindu temple，当时正值印度教排灯节Hindu Festival of Lights，节日期间两座剧院如若满席，将会达到至少4,500人。   ▲警方查获的Jamaat...

东欧社区人人自危 撰文  张殷睿 1940年9月底，多伦多东欧族裔社区的居民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用沉重的家具抵住家门，睡觉时枕边也少不了木棍之类的武器用于防身。就在那之前的几天，一个名叫John Kluk，据传刚刚从萨省一家精神病院逃出的病人开枪将两名东欧人打成一死一伤，事件令东欧裔社区惶恐。   ▲受害人Borisevich 1940年9月 多伦多星报 疑凶Kluk看来并不具有威胁 根据警探Douglas Marshall的描述，酗酒成性的波兰裔嫌疑人John Kluk年约30岁，刚从萨省North Battleford精神病院逃出。他很有可能藏身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乌克兰 / 波兰族裔社区，寻找他在祖国曾经认识的故人。 最可怕的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可能致使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无所知。 ▲John Kluk出没的居民区 1935年8月 枪杀尽心款待他的老友 上世纪初，加拿大联邦政府从东欧引入大批移民，帮助西部的农场业和包括多伦多等大城市在内的工业发展。儘管经济大萧条时期加拿大已经不再引入移民，但上世纪40年代，多伦多城区的东欧社区人口已经非常饱和。根据1940年不完全记录的人口普查数据，多伦多拥有至少近12万非英裔移民。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东欧新移民往往被视为和土生土长加拿大人抢饭碗的对象，很多时候他们往往只能选择抱团取暖，互相照应。因此，John Kluk投奔同乡并非一件超乎寻常的事。加上他只有一米七的身高，身材并不魁梧，并不会被视为威胁。 果不其然，1940年9月20日，Kluk来到自己在故国波兰曾经认识的友人John Plachetko位于 Augusta街的家。Plachetko夫妇对他尽心款待，不想次日一场争执中，Kluk开枪将John Plachetko打成重伤之后逃之夭夭。数日之后，Plachetko伤重不治。验尸报告显示子弹从他的颈部进入，在他体内造成5处致命伤。   ▲位于63 Mitchell Avenue的民宅   1940年9月23日，54岁的一战波兰裔退伍军人Arte Borisevich在Turner街的家中被Kluk枪杀。目击者们表示，Borisevich在去酒店饮酒的路上遇见了Kluk。虽然两人之前并不相识，但是善意地邀请Kluk同饮。三杯酒下肚之后，Kluk意犹未尽，在遭到Borisevich拒绝之后尾随其后，在他的家中近距离开枪将他打死。行凶后，Kluk向Adelaide街的方面逃窜而去。 之后几天的媒体报道中，Kluk俨然已经被描述称一名“嗜血狂人”。于是多伦多警方悬赏200元，开始了一场全市范围的追捕。9月23日到24日的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裡，多伦多警察倾城出动，就连铁路警察也加入了搜捕的大队伍。 疑凶藏身马厩 9月24日，警方根据一条市民线索，赶赴Niagara街的Charles Priolo家中。当天下午约5点，Priolo家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削土豆，一个满脸鬍鬚的男人突然闯入，向她要酒喝。Priolo夫人随即拿起手中的刀试图保护自己。与此同时，站在二楼的Charles Priolo向楼下的Kluk断喝，让他“离开这裡“。而他们16岁的女儿Ida飞速地跑出去打电话报警。 数日以来的终日人心惶惶，突然戏剧性地嘎然而止。闻讯而来的两名年轻警员在Adelaide和Niagra两街交界的一条小巷中和John Kluk狭路相逢。儘管警员们早已接到命令如果遇到顽抗便可以开枪，但是Kluk看似并没有丝毫负隅顽抗的意思，并且对他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在他被捕的时候身上仍然装有那把装有子弹的手枪。 ▲John Kluk藏身的居民区 Kluk被捕后告诉警察，在逃窜的这两天两夜，他就藏身于附近的一处马厩。而对于手枪的来历，他始终含糊其辞。 儘管被捕时曾经招供罪行，但是之后在警局的对话中，除了颠三倒四的话语，Kluk始终没有交代任何案情。 1940年10月，面临两项谋杀指控的John Kluk首次出庭。Kluk身着灰色旧夹克、绿色毛衣和破烂的运动鞋，始终一言不发。作为其代言人，Kluk的律师John ...

撰文  张殷睿 1995年8月11日傍晚6点，夏末的多伦多。和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下班的人们涌入TTC地铁车厢，奔向四面八方。然而那一天却没有像往常任何一天一般结束，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再也没能回家。 6点刚过，一列从St Clair West站驶出的列车和另一辆列车在Spadiana线上相撞，造成3名乘客丧生，约40人被送往医院急救。这起致命事故因为出事地点而得名The Russell Hill disaster，在多伦多历史上，The Russell Hill disaster与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地铁车祸紧紧相连。 事发地点隧道 2005年 三位女士踏上不归路 对绝大多数多伦多人来说，1995年8月11日晚上的事情早已被淡忘。然而，对于经历了那晚TTC地铁车祸的人们，这段记忆依然深刻。 两辆涉事列车一共载有约700名乘客。事发时，其中一辆列车正停在Dupont车站以北的信号灯处。因为一系列的机械信号和人工调度故障，第二辆相向行驶的列车并未及时停车，而是和第一辆列车迎头相撞。50公里的时速瞬间将两辆列车车厢缠绕在一起扭曲变形，被撞变形的金属车厢和撞落的车厢残片充斥地铁隧道，原本就闭塞的隧道很快变得愈加闷热。驾驶第二辆列车的司机 Robert Jeffrey刚刚上班第二天。那一年的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的爆炸案在很多人心裡仍余波未平，以至于很多人事后表示，他们最初以为多伦多发生了地铁爆炸案。   涉事司机 Robert Jeffrey接受急救 之后他离开TTC 后来在多伦多市郊开了咖啡店   在隧道昏暗的光线下，一些处在车厢开口处的乘客幸运逃出，有如殭尸般在废墟中摸索着寻找出口，更多的乘客们被扭曲的残骸困在车厢四角，更有甚者被变形的座位和车架死死地压在层叠的碎片中动弹不得。事发地不远处的停车场停满了救护车，280名救援人员用了整整一夜时间，直到天明才将被困的数百乘客全部救出。 而其中的3个人，33岁的Christina Munar Reyes、43岁的Kinga Szabo，和23岁的Xian Hui Lin却没能活着离开扭曲的车厢和黑暗的隧道。 不幸丧生的Christina Munar...

 参赛家庭和他们的孩子们 作者：张殷睿 1926年10月31日万圣节夜，律师Charles Vance Millar因病死于多伦多，享年73岁。终身未婚的Millar生前不仅是知名律师和投资者，还因为喜欢冷幽默，做恶作剧而远近闻名。据传，他曾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在街头撒钱，并且暗中观察路人捡钱的百态。   Charles Vance Millar死前立下一份遗嘱，在这份遗嘱中，他把生前投资赛马俱乐部的股份遗赠给了包括前总检察长在内的3人，而这3人强烈反对赌博赛马。并且只有这3个人都接受了，这笔钱才能生效。他把酒厂的股份赠予多伦多7名一直致力于禁酒的政府官员。而唯有亲历亲为参与酒厂的管理，才能得到这笔股份。他还将一栋在牙买加的度假别墅赠给了3个互相不待见的律师，生效条件是他们必须住在一起。   获奖者Arthur 和 Lucy Timleck在领奖后选择夫妻二人前往纽约帝国大厦参观，1936年《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生育大比拚 遗嘱的另外一部分，他写道:“由于我没有任何近亲和子女可以继承我的遗产，所以这份遗嘱似乎看来尤其特殊。我也意识到在死前挣钱太多却无法挥霍殆尽的愚蠢。我将委托律师把剩余的所有财产在我死后第九年全部兑换成现金，并在第十年赠予多伦多这10年来生孩子最多的已婚女子。” 这是多么任性的一份遗嘱，相信如今的有钱人们恐怕再也写不出如此这般的遗嘱了。Millard的这份遗嘱曝光后，让人瞠目结舌的“生育大赛”即刻成为大小报章的头条，消息不但成为多伦多人街谈巷议的内容，更传到了全世界。 在上世纪20年代，社会经济态势蓬勃。而1930年代天差地别，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失业，绝大多数家庭挣扎度日。Millard死于1926年，3年之后的1929年正值经济大萧条，很多参赛者都来自于一穷二白的贫困家庭。而随着越多的孩子诞生，这些家庭就会越穷，这使得他们更迫切地需要这笔奖金。而由于医疗、经济条件都不容乐观，连续生子也极易造成生命健康威胁。显然，这些家庭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试图赢得头奖，为了那笔巨资孤注一掷。在比赛的头几年裡，因为有太多的家庭都生了数量可观的孩子，以至于无法从众人中区分出排名前几位的参赛者。 然而，Millard的远亲们宣称这份遗嘱无效，并在他死后的10年间奔走于法庭，试图争得他的财产。也许因为Millard生前早有安排，这些人最终一无所获。另外，不知Millard生前是否早有预见，他生前投资Windsor-Detroit tunnel温莎-底特律隧道的股份时，工程还处于萌芽状态。而他过世后这笔股份连翻数倍，Millard的财产在那10年间增值可观，最后从原先的10万元达到75万元。   四名优胜者中的三人  四人各得12万5千 在历经10年，无数个参赛家庭之后，最终4名女子并列第一。她们分别是Lucy Alice Timleck、Kathleen Ellen Nagle、Annie Katherine Smith和Isabel Mary Maclean。她们每人都生了9个孩子，因此各自获得了12.5万元奖金。另外还有两名女子－－Pauline Mae Clarke 和 Lillian Kenny每人各生了至少10个孩子，然而因为其中很多婴儿胎死腹中以及种种原因违规，两个女人还是各自获得了1.25万元的安慰奖金。 “我很有可能是全国生孩子最多的母亲。”其中一名女子说。 电影《负担:多伦多生育大赛》2002年 2002年，根据Elizabeth Wilton著作《负担：多伦多生育大赛》（Bearing the...

Yonge和College 1912年 撰文：张殷睿 2017年，加拿大联邦司法部长宣布将刑法部分内容更新，以顺应当今时代。因为很多早年加拿大刑法中列为非法的条目早已经不合时宜，如今的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些规范。其中一条就是“决斗”。这里所说的，并非“决斗”不再违法，而是再不会有正常逻辑的人会选择决斗的方式平定纠纷。 讲到“决斗”被列入刑法罪行，还要追溯至加拿大建国初期，决斗在当年仍然时有发生。 史料记载，从17世纪到1948年约300年间，加拿大的土地上共发生过约300场决斗，最后一场致人死亡的决斗于1833年6月13日发生于安省的Perth。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讲述一场发生在多伦多的决斗。   1781年，William Jarvis在弗吉尼亚州战场的一场战役中被打伤。而这场战役也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在负伤之前，他只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臣服于英政府统治的、众多美国兵中的普通一员。然而在他负伤之后，引起了统帅John Graves Simcoe的注意。Simcoe在十年之后的1791年成为上加拿大的首位省督。当他决定在安大略湖北岸建都之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划出多片土地赠予旧日战友。William Jarvis便是其中一人。   偷步开枪输了性命 而William Jarvis因此落户多伦多，分得位于 Sherbourne和Adelaide交界的一处居所和今天Jarvis街道的一片土地。而他只需负责举家迁往多伦多，在住宅边修一条道路，并且放弃军旅生涯，从事政府公务员的肥差。 早期的多伦多，一切均处于建设萌芽状态。而政府公职人员利慾熏心的名声却早就尽人皆知。任职于安省省务卿的 William Jarvis和妻子 Hannah Owen Peters也被有所接触的人们冠以“腐败、自私、为所欲为”的称号。不仅如此，Jarvis一家还是当时全多伦多为数不多的拥有奴隶的家庭。他们育有三名子女。他们分别是儿子Samuel Jarvis , 两个女儿Maria Lavinia 和Augusta。 Samuel紧随其父的脚步。年20岁时，他就作为英军一员参加了1812年美加之战。战后Samuel和父亲一样，通过战场人脉在政府里找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和父亲一样，他作风腐败、挥金如土，并且竖立了不少敌人。 其中一个敌对者就是一个名叫John Ridout的法学院学生。关于两人的过节众说纷纭，但是最有可能的版本时Jarvis欠Ridout一笔钱。而和他有扯不清的债务关係的绝不止Ridout一人。1817年夏的某一天，Ridout找上门来，却被Jarvis从办公室中赶出。随后两人在街头扭打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彷彿出自西部电影，Jarvis向Ridout挑衅，提出决斗的建议。 位于82 Bond Street的Mackenzie House 右手大约第三座房屋 次日清晨破晓，两人在Yonge和College两街交界的东南角如期相遇。在和双方见证人确定角决斗规则之后，两人背对背开始背道而行。整整8步之后，两人分别在心中默数着，1、2、3……。 紧接着一声枪响。Ridout违规提前开枪，但并未击中Jarvis。 起初，在场者都不知所，后来他们决定由Ridout回到他扣动扳机的地点，由Jarvis随意开枪射击。不幸的是，也许是因为曾经从军，Jarvis的子弹稳稳地击中了Ridout的胸膛。 之后的尸检报告显示，Ridout几乎在子弹进入他的胸膛的同时就一命呜呼。但是当警方赶到现场时，Jarvis和其他在场者的证词却大相迳庭。他们表示Ridout并没有立即死亡，在垂死时原谅了所有人，并且承认他接受决斗的结果。但警方还是决定将Jarvis拘捕，并控告他谋杀。     William Lyon...

大火废墟中发现的人类头骨 作者：张殷睿 上期说到1890年2月14日晚发生在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College的那场大火之后，人们在废墟发现那个不明身份的人类头骨。历史上流传下来较为公认的说法是：头骨涉及火灾发生前近40年一场纠纷争斗，头骨属于俄罗斯石匠Ivan Reznikoff，关于这个头骨，至今仍旧是传说不断。    Cumberland作品之一 St.James Cathedral University College最早建于1853年，创建初衷是为了能够有一所和宗教无关的高等学府。那个时代加拿大高等学府均附属于长老教会或者英格兰教会。1856年，建筑设计师Frederick William Cumberland受雇设计University College 。Cumberland所勾划的风格为带有精致石雕的罗马哥特式建筑风格，因为其盛大而又繁复的蓝图，在 1850年代末，建筑方专门聘请了一队石匠从事镌刻建筑内外的石雕。 俄罗斯石匠女友要私奔 故事回到1846年，从英格兰移民多伦多的建筑设计师Frederick William Cumberland受命设计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College。那年春天，在结束大英帝国的灵感之旅后，他决意将建筑风格定格为罗马哥特式。和所有中世纪建筑一样，当然少不了繁复的怪兽石雕，为此他特意聘请了一群石雕工匠，这为之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伏笔。一般说来，参与建设的工匠在历史长河中不会留下任何印记。而恰恰相反的是，设计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athedral、奥斯古德厅Osgoode Hall等知名建筑的建筑师Cumberland，如今的知名度还不如两名手下的石刻工匠高。 站在兴建中的University College门前的工匠们 也许俄罗斯人Ivan Reznikoff和希腊人Paul Diabolos就在其中。 在这群工匠里有两个人，分别是俄罗斯人Ivan Reznikoff和希腊人Paul Diabolos。根据后世传说，...

University College主体建筑 编译撰文：张殷睿 在多伦多，现存的哥特复兴式建筑所剩不多，多伦多大学附属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大概是早年哥特复兴式建筑的典范。然而在1890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这座多伦多最具盛名的建筑之一几乎被付之一炬。 1890年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是星期五，多伦多大学附属学院的空气中充满着不同寻常的气氛。然而，这和丘比特并无半点联繫。那一晚正是多伦多大学文学科学院主办年度最隆重的活动Conversazione。在1890年之前的数十年间，Conversazione大型展览囊括了包括科学实验、音乐舞蹈在内的全文学、艺术、科学类学生作品，儘管那天晚上天降大雪，仍然有过3,000人前往参与。 火灾发生前的大楼内景 展览的其中一个环节，需要光源照亮显微镜幻灯片。因为电灯故障，两名实验室助手——George Godwin和Archibald Pride只好小心翼翼地用托盘装着煤油灯从大楼东南角的狭长楼梯走向展览现场。虽然有人建议他们在途中熄灭灯火，但由于一念之差，他们并未照做。就在即将到达楼梯顶端时，Pride绊倒了。承载满满煤油灯的托盘砸在地上。一时间，火焰汹涌。情急之下，两人试图将托盘扔到雪地裡。然而汹涌蔓延的火势使得两人自顾不及。很多人从二楼的平台跳至雪地裡得以逃生。 建筑内部的全木结构无疑助长了火势，火焰排山倒海一般蔓延至东翼的教室以及会议大厅。当年的电话设备非常有限，因此延误了消防部门的救火进程。一名学生跑到Beverley和College街角的电话亭，情急之下却将电话设备不慎损坏。其他几名学生径直跑到了央街的消防局。几经辗转，当消防队员赶到火场外时，火焰已经张牙舞爪地从建筑的窗口向外延展。然而，因为校园内只有一个消防栓，他们不得不从另一处位于College和St George交界的消防栓取水，祸不单行的是由于水压过低，水柱几乎没有超过一层楼的高度。 1890年2月16日 前来围观火灾废墟的民众们 消防救援不力，短短数分钟二楼的图书馆已经火光熊熊。最终馆内3,3000本珍贵藏书中只有大约100本获救。馆内一些藏书如果倖存到今天，极有可能价值数百万元。眼见图书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参与救火的众人开始尽最大努力挽救楼内西区的博物馆。老师和学生们组成接龙，徒手传递包括动物和人类标本在内的馆内展品。 不远处聚集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其中也有多伦多大学董事长Sir Daniel Wilson。校长办公室连同他的古董收藏早已焚身火场。而几个小时前兴致勃勃盛装前来参加展览会的人们也面面相觑。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不顾自己站在深及脚踝的雪地裡的寒冷，早前的兴奋早已消失殆尽，反之被震惊和疲惫所取代。与此同时，多伦多的火情已被电报传至渥太华。当时在正在国会晚间时段演讲的多伦多大学校长兼联邦司法部长Edward Blake被学校大楼着火的消息打断，他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请允许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此刻我们国家高等学府的大楼正在熊熊火焰中摇摇欲坠。”所幸当晚的风向未助火势，二楼博物馆的西墙也较厚重，大楼西翼的学生宿舍以及科学实验室得以倖免。晚十点后，大火才开始逐渐偃旗息鼓。中区的内结构连同重达3,000磅的铜质钟也轰然坍塌，橡木质主大门也面目全非。消防人员花了整夜时间才将余火熄灭。在灰烬中最为诡异的发现当属在塔楼的井内发现的人骨，很多人相信那是1850年期间大楼建设时被一起工作的石匠谋杀的Ivan Reznikoff的遗骨。 第二天，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均刊登了前晚的火灾。最具戏剧性的标题当属“一场欢宴走向毁灭”，所幸这场火灾并未造成任何人丧生。 随之而来的那个周末，被烧黑的残损建筑成了全城最瞩目的景点。1890年2月16号那天，大约有5,000人前来参观残存的建筑。 今天的University College  University College大楼火灾对于19世纪末的多伦多社会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打击。毕竟它在这座城市，历来以加国最高学府的标志为豪。好在University College建筑还未因此走向终日，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在经过检验后表示，被烧黑的建筑内墙依然坚韧，因此这栋建筑无需被彻底拆除重建。多伦多大学建筑师David Dick和工程师Casimir Gzowski向学校委员会申报的损失约为26万元。然而，学校只有大约9万元的保险金可用于维修重建。儘管联邦政府和市政府没有伸出援手，但省政府慷慨解囊16万元，就连魁北克省政府也出乎意料地捐出了1万元。因为多伦多市政府一直认为多伦多大学属于省级高等学府，因此就连消防栓等基建的添置问题也一直被长期推诿。但对于学校师生来说，在金钱上最难以弥补的损失莫过于图书馆内收藏书籍了。正所谓“迂迴曲折，峰迴路转”，虽然保险只能弥补图书馆损失的三分之一，赔额为5万元。但是随之而来捐献却让学校应接不暇。从欧洲到美国的全球数所高等学府都寄来了书籍捐助，就连英国皇室维多利亚女王也献出了自己的私人藏书。1892年底，多伦多大学先后共接收了4,0000本世界各地捐助的书籍，于是在次年，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新开了另一座图书馆。 短短两年的时间，University College如同灰烬废墟裡飞出的一隻浴火凤凰。建筑师David Dick保留了建筑内大多数原有设计，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作        

St. James Cemetery多伦多圣詹姆斯墓园 被害人George Brown 遗骸被发现原址上的无名纪念牌 Ron Williamson 编译撰文 张殷睿 坐落于多伦多市区玫瑰谷（Rosedale Valley）圣詹姆斯墓园（St. James Cemetery）一处足迹罕至的角落，有一片寥落的草地和粗糙的树木。和墓园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裡没有墓碑，更没有祭奠的人们留下的鲜花。鲜为人知的是，这片地下埋着多伦多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在Don监狱（Don Jail）被处以绞刑的15名死囚，他们的罪行在当年被视为罪大恶极，因而死有余辜。 论罪行，这15人中首当其冲的是George Bennett－－前“环球”报纸（The Globe）雇员。1880年3月25号下午约4点，喝醉酒的Bennett闯入该报创始人、政界领袖、加拿大联邦制之父George Brown位于多伦多的办公室，其时Brown不胜其烦地拒绝为Bennett随身带来的一份文件签字，之后两人发生冲突，后者开枪将Brown射杀。George Bennett此前在报纸工程部任职多年，因酗酒和家暴问题影响工作而被报社解雇。 George Brown倒在枪下 这15名死囚的遗骸直到2007年才重见天日。而那一年，臭名昭著的Don监狱也被改建为隔壁Bridgepoint医院的新办公大楼。考古队也因此赶赴现场，挖掘和鉴定遗骸的具体身份。同年，历史频道也以此为主题制作了专题片《Hangman’s Graveyard》。 2008年12月，在简单仪式之后，所有遗骨被转葬于圣詹姆斯墓园。9年之后的2017年，他们已再次被世人遗忘。而芸芸众生中，一位名叫Edward Brown多伦多作家却无法平静。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向多个部门发文。他认为儘管Don监狱整体建筑的维护修缮几乎无懈可击，但认为没有人为这15名囚犯建一座简单的墓碑是不对的，儘管他们曾犯下重罪，但是身后至少应该拥有一座墓碑。“ 毕竟，他们属于历史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儘管这位作家向所有相关的机构发出信件，但均石沉大海、徒劳无功。即便偶尔有机构回应，也多属互相推卸责任。除遗骸出土的原址有一座没有署名的纪念碑之外，并无其他标记。当时参与遗骸发掘的考古专家Ron Williamson则认为，这些遗骸100多年前就被无名埋葬，鉴于他们的罪行，应该沿袭当年的传统，保留无名墓地。 Don监狱当年的绞刑原始而残酷。1905年之前，绞刑在露天广场上举行，一旁聚集了围观的百姓和从牢房铁窗缝隙中向外偷望的囚犯们。1905年之后，绞刑移至监狱内部特制的绞架轴进行。而绞刑施行之后，尸体均被葬于监狱后场的囚犯活动空场。这一规矩直到1930年才被废除，而最后一场绞刑发生于1962年。 十五名死刑犯的宿命 这15名死囚于1872年到1930年前在Don监狱被处决。以下是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唯一留下的痕迹： John Traviss, 22岁 行刑日期: 1872 年2月22日 Traviss先生应聘前往安省 East...

更为年轻美丽的Laura Secord形象取代了早年写实风格的商标 编译撰文  张殷睿 1885年4月9号，Frank Patrick O’Connor出生于安省城镇Desronto，父母均为爱尔兰移民，14岁便辍学并前往Peterborough从事电工谋生。在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他在25岁时在Peterborough当地开了自己的糖果店售卖巧克力，糖果和口香糖等，但支撑了没多久。他的这个首次创业很快便受挫并且失败。在沉淀了不够两年时间，燕尔新婚的O‘Connor怀揣生意伙伴的500元出资，携妻前往多伦多，开始了大城市的创业之路。  Laura Secord 故居 1913年10月20日，28岁的Frank Patrick O’Connor从安省小镇Peterborough迁至多伦多市中心，并且选择央街354号（354 Yonge St.）作为他在多伦多的第一家手工巧克力旗舰店。 当店铺确立下来后，O’Connor需要为这间旗舰店起一个既朗朗上口，又符合品牌形象的店名。当时，没有哪个名字能比Laura Secord－－这位受人爱戴、并且家喻户晓的美加战争女民族英雄更响亮。但凡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1913年正是1813年美加战役中那段英勇壮举的100年纪念。之后的事实证明，将自己的巧克力商店命名为Laura Secord实为明智之举。 Laura Secord纪念邮票 借女英雄名上位创业 历史上，美国曾一度试图从尼亚加拉一带入侵当时的英属加拿大。1812年美加战役的时候，美军攻占了乔治堡（Fort George），同时控制了尼亚加拉两岸。Laura Secord当时就住在尼亚加拉的Queeston。 1813年6月21日，美国士兵占领了她所在的小镇Queenston，偶然从一些美国军人的谈话中，Laura Secord得知美军要进一步进攻加拿大，她认为这个消息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于是她在次日清晨步行32公里的路，穿越美军占领地，及时把这个消息报告给驻守的英军。及时得到情报的英军，才得以在海狸坝战役中（The Battle of Beaver Dams）成功击退了突袭的美军。试想，一位身单力薄的女性穿越重重障碍，这是何等的勇气与毅力。为纪念Laura Secord，她在Queeston住过的房子今天已被闯为博物馆。 她的名字也成为忠诚、勇敢的代名词。 藉着英雄的名字，Laura Secord巧克力店很快发展成为一系列连锁店，遍布城市各地。Laura...

多伦多安大略湖岸线边的爱尔兰公园 ▲在被遗弃的加拿大啤酒厂仓储大楼阴影下的爱尔兰公园群雕 ▲群雕身后湖岸线映衬着一组从爱尔兰运来的黑色云石 被切割的支离破碎的石块象征着难民船 也象征着那些不幸殒命于途中的人们 ▲2007年爱尔兰公园建成时竖立的纪念碑 编译撰文  张殷睿 位于安大略湖边的爱尔兰公园（Ireland Park）由于微妙的地理位置而大隐于市，这裡蕴藏着植根这座城市的爱尔兰族裔历史，然而这段历史并不美好。 爱尔兰公园，隐藏在湖边加拿大啤酒公司弃置的筒仓大楼边的草丛后。公园内的五组铜质雕像身后映着多伦多湖岸线，这些雕像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建于1997年的大饥荒纪念碑雕像遥相呼应。都柏林的群雕面向爱尔兰海，名为“出发”，刻划了一群男女老少刚刚踏上朝东出发的路途。而多伦多爱尔兰公园的群雕则是在1847年5月到10月间陆续到达加拿大的约38,000名爱尔兰难民的缩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到达”，他们的身后还有许许多多死于途中的爱尔兰人。 这段历史要回到1845年，当年有一种致病霉菌道致爱尔兰国内土豆广泛腐烂失收，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计。而土豆是当时爱尔兰人主要的粮食来源，在此后的7年裡，大不列颠从美国进口大量粮食产品并通过爱尔兰港口转运。然而因为英国政府不予协助，道致很多穷困飢饿的爱尔兰人买不起粮食，造成约100万爱尔兰人饿死。很多爱尔兰人因此逃亡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因为飢饿和疾病而死于逃亡路上。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将爱尔兰历史用“大饥荒前”和“大饥荒后”时期划分。 不远万里逃往多伦多 根据爱尔兰公园基金会的官方数据，在当年那场艰辛的迁徙过程中，至少有1,186人在途中或者刚刚到达之后就感染伤寒等疾病死于非命。当年爱尔兰难民乘坐的船隻也被贴切地冠名为“棺材船“。800多名染病的爱尔兰难民登陆后死于位于多伦多King和John两街交界处、由多伦多衛生局修建的隔离避难所内。而总共近1,200名遇难者中，只有32个记录在案的名字。在所有不幸染病而死的人中，还有一位医生的名字。他就是加拿大医生Dr. George Robert Grasset，他因为医治爱尔兰病人而感染伤寒，不幸死于1847年。 1847年夏，多达38,000名爱尔兰难民涌入加拿大，令当时人口仅两万的多伦多陷入几近灭顶的“人道主义“灾难恐慌中，作为英国统治下顽固不化的城市，多伦多对爱尔兰难民们显出极大的怀疑并且对他们进行孤立。很多已经出现染病症状的难民们被禁足于隔离中心，只有个别的几位加拿大医生自愿前往帮助诊疗。Dr. George Robert Grasset就是其中的一位。根据一名倖存者多年后回忆，Grasset死于1847年7月，年仅36岁。 历史不总是美好的，而且往往让人难以理解。于是我们在不断的挖掘和发现中，试图拼凑出大大小小每一点细节和线索。但即使尘封，即使腐烂，即使被雨雪风霜冲刷殆尽，很多伤痕再也不能完全癒合。而那些在历史洪流中选择逆流而上，选择捍衛人性的斗士们也将不会被岁月侵蚀和遗忘。    

位于多伦多34 Adelaide Street East的一处登记中心 位于埃德蒙顿的乌克兰关押中心受害者纪念碑  被关押人士亲属 Spirit Lake关押中心，魁北克 乌克兰裔关押倖存者后代 年过七旬的Jerry Bayrak 撰文 张殷睿 Stanley军营遗址位于今天的CNE会展中心，这裡曾有着一段颇具历史色彩，但却并不是人人都知的历史。 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和英国之间关係持续紧张，数年后的1837年，加拿大又发生了上加拿大叛乱，因此而道致国内动盪局势。在强大压力下，Fort York军事基地的军械防衛设施也面临日渐老化，最终推动英军决定在多伦多兴建一个更强大的军事基地。 关押敌对国居民的拘留所 建于1840至1841年间的Stanley军营是英军在多伦多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其兴建目的正是为了取代当时已经日渐老化的军事基地Fort York。因而Stanley军营又称新Fort（New Fort）。战后Stanley军营曾被用作公共廉租房，上世纪50年代初期，除军官办公区域的其他部分均被拆除。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CNE原址的数栋建筑被用于军营和训练基地，还有一些建筑被用于退伍军人登记，以及关押被认为是敌国人的平民拘留所。这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从战争爆发开始，加拿大民间社会就对所谓“来自于敌国”的当地居民持怀疑态度。1914年10月底，加拿大政府出台了有关“持有敌国国籍人士的登记和拘留”的法律，退伍军事将领 Sir William Dillon Otter甚至为此重新出山，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多座敌国平民登记拘留中心，任何和“敌国”有关的人士都必须在政府登记在案，并且接受任何相关调查，而那些拒绝主动登记和试图逃离加拿大的人，将被立即送往拘留中心关押。 然而，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裡，除了部分所谓“敌军预备军人”，被送往Stanley军营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扣押的理由非常单薄。1914年10月《多伦多星报》的一篇报道中如此描述: “Stanley拘留中心主要扣押奥地利和德国籍囚犯”。这篇报道发稿时，那裡已经关押了至少数十名德国裔囚犯，其中有人只因为曾经表示愿意回到祖国为军队效力，就被政府扣押于此。然而，Stanley拘留所只是一处暂时的容留所，一部分幸运的囚犯会在被调查之后释放，那些被政府认为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极易造成的威胁的一部分人，则面临著被送往长期关押场所的命运。 被关押者受到非虐待 历史学家Aldona Sendzikas在他所著的《多伦多军队文献史－－Stanely军营》（ In  Stanley Barracks: Toronto’s Military...

上世纪70年代多伦多公共交通 撰文 张殷睿 当TTC要求McGuinness酿酒公司支付额外一万元用于车上安保时，McGuinness表示拒绝，理由是他们只管支付乘客乘车费用，支付警察加班费并不在他们职责范围之内。从而也掀起了一场到底谁应该维护公共交通系统治安的争论。 多伦多 McGuinness Distillers酿酒有限公司在1972年12月向市民发布了一则公益广告。这个广告既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又为乘坐公共交通市民免去了新年庆祝之后因为饮酒驾车带来的不必要的危险，三则也为酿酒厂本身做了极好的宣传。   Rosedale-Bloor Yonge两站之间 1970年代 这则广告内容是：“新年前夜开车路况是最糟糕的。因此，请不要开车。请乘坐免费的TTC公共交通吧。”（New Year’s Eve is the worst night of the year to drive. So don’t. Travel free on the TTC instead.） 当多伦多McGuinness...

火灾发生当晚 消防队员Benson回忆道：「天亮时我们才登上甲板，到处都是遇难乘客的遗体。一些遗体已被火焰吞噬，只留下残缺的头骨或嵴柱。火势之猛烈使得人体骨骼灰飞烟灭。」 短短数分钟，素有「千湖女王」之称的S. S. Noronic号客轮火光冲天，于1949年9月17号凌晨瞬间点亮了多伦多的天空。火势蔓延短短几个小时之后，100多人丧生，客轮内部几乎被烧空，只在湖床上留下扭曲而残缺不全的船隻躯壳。S. S. Noronic客轮火灾是多伦多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事件。 灾后堆放的遗体遗物 北美最大豪华游湖轮 S. S. Noronic客轮由Western Dry Dock造船公司在安省亚瑟港（Port Arthur）竣工，时间是1913年，亚瑟港就是今天的Thunder Bay。客轮落成当天向有幸登船者展示了包括舞池、图书馆、美容美发厅、儿童游乐厅，以及包括可容纳600名观众的音乐厅在内的全木质结构。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豪华湖上游轮风行的年代。S. S. Noronic客轮是当年最大设施最先进的一艘。建成于泰坦尼克号失事后仅仅一年的S. S. Noronic客轮，儘管不会如前者一样面临海中的冰山，但北美湖区也并非太平。  1913年席卷北美湖区名为「Big Blow」的冬季风暴以每小时128公里的风速夹带着雪暴和巨浪，损坏搁浅共38艘船隻。儘管S. S. Noronic客轮重达7,000吨，仍然因为风暴的不期而至被困港口。在那之后的夏天裡，S. S. Noronic客轮以穿梭于北美湖区各港口之间，为有钱有闲的民众提供休闲摆渡为生。客轮承接当年往返于美国底特律－－多伦多－－千岛湖，。在1913年之后的36年裡，S. S. Noronic客轮一直在这条航线上往返。 1949年9月16日，S. S. Noronic在从底特律前往千岛湖途中停泊在多伦多9号港口过夜。多伦多夏末夜晚的风已经颇凉，甲板上的乘客和船员寥寥无几，停泊的客轮在水面缓缓荡漾。当晚船上共有131名工作人员和574名乘客，夜深时分还醒着的人已没有几个。 9月18号...

多伦多东区樱桃沙滩 Cherry Beach 樱桃沙滩Cherry Beach位于多伦多东区樱桃街（Cherry Street）和Unwin街以南交界处，临安大略湖边的沙滩。历经数10年的风霜雪雨之后，现在已跻身多伦多五处沙滩公园之列。尤其在夏日裡，随处可见遛狗、闲坐、骑行和跑步的市民们。而对于在这座城市生活足够长时间的人们来说，樱桃沙滩和“樱桃沙滩快车”（ Cherry Beach Express ）的故事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 撰文 张殷睿 多伦多新浪潮乐队Pukka Orchestra1984年发行的单曲《樱桃沙滩特快专车》（Cherry Beach Express） 樱桃沙滩公园诞生于1934年，当时的多伦多市议员Harry Clarke建议市府为市民僻出一个沙滩公园，专为东区居民为主的市民休闲之用。曾几何时，樱桃沙滩在东区市民中的受欢迎程度绝不亚于Sunnyside公园在西区市民心中的地位。尽管，依照惯例，这裡应该以Harry Clarke的名字命名，但是樱桃沙滩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已经口口相传。最终于2003年被正式命名为樱桃沙滩。试想，“ Clarke沙滩特快专车”是不是远没有“樱桃沙滩特快专车”具有吸引力呢？ “Well it was late one Friday/ I’m a little...

Meriam Peters ，16岁鲜活的生命 虽然已经过去了42年，但是Peters一家人仍然会避免在地铁St. Patrick一站下车。1975年，16岁的Mariam Debra Peters就在St. Patrick一站昏暗的过道处被残忍地谋杀，那是那年多伦多发生的第44宗凶杀案，至今依旧是悬案。撰文 张殷睿 身材娇小、在城市长大的Meriam的父母均为二战纳粹犹太集中营幸存者。Meriam本应是幸运的，她在一篇日记中曾经提及未来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服务于社会的社工。 血案发生在周五夜晚 1975年11月7日晚，Meriam从Willowdale的家中出发前往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看望生病的祖父。本应陪她一起去的男朋友因为生病临时决定在家休息。然而，那一夜Meriam离开家中，走向了不归的深渊。 在Mariam惨死后的一年，她的母亲Merle Peters重回到车站 如果你坐TTC地铁刚好在St. Patrick站下车，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似乎站台的结构设计有些奇怪。轮廓如半椭圆形地道的站内被大片绿色牆板包裹，然而有一部分牆面非常突兀地贴着白色牆砖，而几乎遍布的椭圆曲线也变成了直线条。这难道仅仅是建筑设计上的疏漏，又或者暗示着这裡曾经发生的可怕过往？ 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各色人潮涌入地铁，又分流至各处。很难想像40年前的University地铁线路上乘客稀落，尤其到了周末和晚间更是惨淡冷清。 St. Patrick地铁站，白色牆砖被大块绿色牆体包裹 1975年的11月7日，这天是星期五，晚上约8点，就读于A.Y.Jackson中学11年级的Mariam Debra Peters在St. Patrick地铁站下车，准备去附近的西奈山肿瘤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看望生病的祖父，然而当她刚刚迈出地铁车厢，还没有走出站台，就被不明身份的凶手持刀袭击。警察接报后约20分钟赶到现场，发现倒在扶梯上的Mariam，她于4天之后在医院不治。 这起恶性凶杀案情节血腥，一直没有被侦破，而凶手并未伏法。多伦多警方曾一度拘留了一名可疑男子，因为该男子在Mariam Peters遇害之后的十分钟，出现在Simcoe街和Wellington街，且涉及一宗持刀行凶案，但多伦多警局悬案组负责警官Stacy Gallant随后表示，因为证据不足，这名男子最终没有被指控或者拘捕。 由于案件迟迟未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当时，很多市民，尤其是年轻姑娘都表示心有余悸，更有人说可能还是会选择乘坐地面的街车更加安全，警方能做的就是在各个车站增设警察巡逻。 血案警醒了多伦多民众，当时有1,500人参加了Mariam Peters的葬礼，除了她的亲友，还有很多素未平生的市民。 苦苦争取42年 根据侦查警员分析，身中16刀的Mariam是在扶梯上被发现的，很有可能她是在其中一个站台间过道遇袭。当时的St. Patrick 站内有三条连接南北站台的过道，其中最主要的两条过道正对着台阶和扶梯，距离售票亭也最近，因此过往乘客的能见度较高；而第三条过道则比较可疑，除了连接两个站台的作用之外，这裡的位置极其隐秘，在缺乏监控装置的1970年代，存在太多隐患。 凶案发生后不久，两条分别位于St. Patrick...

传媒对Jaques案的报道 早在1972年自豪游行（Pride Parade）创始之前，多伦多著名的Church-Wellesley同性恋社区一直有着万圣节游行的传统。届时周围数个街区封路，任由身着华服的狂欢人群尽兴展示，如此让人目不暇接的盛会自然也引来众多围观的市民和猎奇的摄影者们。撰文 张殷睿 比较有趣的是，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当围观人群夹在Church和Wellesley交界附近的央街观看游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随身所带的并非是摄影器材，而是特地带来了用来投掷的生鸡蛋、墨水等，为何如此？这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撰文：张殷睿 同性恋假万圣节秀存在 话说，在Church-Wellesley和央街交界一带有几家小酒吧。1960年代开始，Parkside Tavern和St.Charles Tavern这两间酒吧开始向同性恋顾客开放，警察时有介入。在那个年代，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经常被警察无故抓走并且殴打，每年的万圣节似乎给同性恋人群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安全屏障，因为每年只有这一天，男扮女装并不算违法。也因为如此，每年10月31号的万圣舞会显得愈加热烈盛大。 1969年万圣节那天，在央街530号August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歌舞升平，当时还有每人收费12.50元的香槟自助餐，刊登在环球邮报的文章如是说：“众多民众聚集市中心观赏那些看似华美的易装“女性”，彷佛是观看一场更为精致的圣诞游行…… ”。 St.Charles Tavern酒吧 1966年 一位当年在场的看客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如此回忆说：“我来自于一个对同性恋人人喊打的小镇，今天来到多伦多亲眼目睹男性们身着女装公开游行让我措手不及。此刻我的心情复杂交错，一方面我理解他们的兴高采烈，并且暗暗为他们的勇气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当我注意到身边众人的喝彩声中还夹杂着蔑视的嘲笑时，我却顿感无地自容。” 事实上，游行刚一结束，围观的人群即刻停止了喝彩，气氛顿时转为阴暗而敌意。很多看客甚至掏出了随身带来的生鸡蛋、墨水开始向男扮女装的表演者投掷，随之而来的是恶意的咒骂，甚至出现肢体冲突。 伴随着60年代的结束，上世纪70年代伊始的万圣节游行变得愈加一触即发，万圣节也演变成一场日渐壮大的同性恋亚文化活动，与充耳不闻的城市主流形成对峙。 1971年的万圣节游行期间，多伦多市政府不得不派出大批警力，将至少8,000人的冲突强行控制，央街以及周边小路不得不在夜间封闭，多伦多大学同性恋权益联合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Homophile Association）也同时在现场散发传单，恳请市民的理解和让步。 好在第二年开始，也就是在1972年，多伦多自豪游行（Pride Parade）从万圣节分离出来，表面上看，似是同性恋团体的权益得到保障，但事实并非如此。1977年的夏天，央街的一家按摩店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同性恋团体再次被社会的愤怒所指向。 Emanuel Jaques谋杀案 一位男孩的死亡促使政府整改 1977年8月，12岁的葡萄牙裔擦鞋男孩Emanuel Jaques失踪了。来自于小葡萄牙社区的Jaques此前曾经恳请父母允许他离开居住的社区，来到繁华的市中心央街一带工作，因为在那裡可以挣到更多的钱。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央街和今天可不大一样，那时伊顿中心刚刚建成，这一带还是一个鱼龙混杂、并不太平的地方。 Jaques的失踪在当时的多伦多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多日之后，他的尸体在位于央街245号、也就是伊顿中心对面一家名为查理的天使（Charlie’s Angels）的按摩店屋顶被发现。尸检发现他死于被长时间捆绑、性侵和窒息。最后四名男性嫌疑人被控谋杀，其中三人被最终定罪。Jaques尸体被发现的按摩店也被拆除。 葡萄牙社区民众指责警察无能   案发后，葡萄牙社区民众认为警察无所作为，于是发起了大规模游行抗议。而另一方面，已经久负骂名的同性恋社区也因此被孤立，被认为应该对这起恶性谋杀案负全部责任。 同年的万圣节夜，儘管已经有了自豪游行，但同性恋者依旧对万圣节不离不舍，在社区矛盾高度对立的形势下，当时的市长David Crombie在内的众社区领袖，以及政界人士感到事态严峻，于是组织了名为Operation Jack o’Lantern的护送活动，为了让参加游行的同性恋人士免于被愤怒民众骚扰，以及被投掷鸡蛋和墨水。那天晚上，至少140名警察拘捕了40名趁乱滋事的好事者，没收了数百个鸡蛋，这些鸡蛋逃离被投掷的命运后，被派上更有意义的用场––上了救济中心的饭桌。 之后每一年的万圣节游行都上演着异曲同工的闹剧。多伦多当地媒体也不忘从中煽风点火。在环球邮报的一次采访中，一名年轻女子手持鸡蛋向记者表示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接着她笑着说：除非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暗指同性恋社区人士）。   为了保障游行者的安全，多伦多警方起初想过用大型市政工程车堵住要道路口，但有人担心工程车会被汹涌的人群损坏，最后决定使用金属路障代替。 所有的媒体，尤其是广播电台都接到了市政府和警局的通知，要求他们对整个事件不作任何形式的宣传。相邻的Westbury酒店（今天的Courtyard Marriot酒店）将正对着央街的120间客房全部关闭，不接受预定。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起到作用，专程前来闹场的人们发现现场并没有他们原来想象中的那么热闹，多少显得有些失望。 那晚在场的一名警察之后描述说：那些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万圣舞会参与者投掷鸡蛋的人看起来可悲滑稽极了，他们浪费了6个小时等待在St Charles Tavern酒吧门外的路边，最后只是把自己弄得万分狼狈。 在社区和警力的联合努力下，尽管大多数前来观看的人仍然怀着猎奇的心态，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1981年的万圣节晚间活动已经不见了空中乱飞的生鸡蛋，取而代之的是照相机，闹剧的气氛也被欢腾的庆祝氛围替代。 今天，万圣节早已不是，也不只是同性恋人士一年一次的狂欢。从远道而来的游客、带着儿女的父母到每一个普通的多伦多市民，融入欢庆万圣节的人群，万圣节活动也再也不代表着一个群体因为自己的私心去蔑视和孤立另一个群体，它成为一场全民欢乐包容的盛会。        

城堡旅馆 不知何时开始，寒意骤然袭来。本周二是2017年10月的最后一天––万圣节。在这里笔者给大家说发生在多伦多的一段应景往事。 撰文 张殷睿 1895年7月10日晚间，来自费城的侦探Frank Geyer邀请了数名多伦多各大报纸的记者前往他下榻的旅馆Rossin House。Geyer和来访的记者们表示他正在寻找两名失踪的女童。而这两名女童失踪前的监护人正是当时被关押于费城的H.H.Holmes。得到多伦多本地侦探Alf Cuddy的协助，他们已经确认Holmes在前一年的10月份曾经在多伦多租住了一处住宅，由于还不确定这处住宅的确切地址，他们急需多伦多当地媒体的协助。 寻找两名失踪儿童 多伦多各大媒体刊发这则消息不过数日，两名侦探便在位于Yonge街和College街附近的民宅有了震惊的发现。 Geyer事后如此描述：“我们越挖越深，紧接着一股腐败的恶臭便愈发让人无法忍受。当挖到约一米深的地方，赫然可见形似人体前臂的物体……” 几乎同时，Frank Geyer和Alf Cuddy两人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什么。北美最为臭名昭著连环杀手的最后两名受害者的遗体终见天日。她们就是失踪数月的姐妹––13岁和11岁的Alice和Nellie Pitezel。 多伦多也许不是Holmes连环杀手生涯的起始点，但却是他收官之处。今天多伦多市中心的St.James墓园，埋葬着北美历史上首个连环杀手的最后两名受害者––Alice和Nellie Pitezel。 H.H.Holmes早年曾经学医，本名Herman Webster Mudgett ，毕业后在芝加哥Englewood任职药剂师。1890年代，他在当地修建了一处名为“城堡”Castle的全木结构旅馆，靠近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遗址。1893年5月至10月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为期6个月的盛会吸引了270万人前往芝加哥，不愧为美国历史上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然而在盛会不远处的城堡旅馆里，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恐怖。 旅馆成了杀人工场  “城堡”旅馆几乎占据了整条街区，共有100多个房间。每一个客房都有机关––有的门只能从外面打开，有些房间深藏着四通八达的管道，这些管道会在人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开始向房内输送毒气。当受害者试图逃离时，却发现已深陷迷宫……有记录显示，在这座无底洞一般的旅馆内丧生的受害者多达200多名。她们的遗体有的被焚毁，有的被酸腐蚀，有的受害者的骨架被Holmes转手卖给医学院。她们中有旅馆客人，Holmes的雇员，其中绝大多数均为年轻女性。当时的环球邮报将其称为“狼人”（a wolf in human shape），如果Holmes能活到今天，万圣节晚上装扮成狼人非他莫属。 Benjamin Pitezel是Holmes最后两名受害者Alice和Nellie Pitezel的父亲，他本人也死于Holmes之手。1893年，Holmes和曾经参与“城堡”修建工程的木匠Benjamin Pitezel酝酿了一出诈死骗取人寿保险的骗局，计划是假装Pitezel死亡，以此骗取1万元的保费。这一次，Holmes再次“倾情奉献”，一不做二不休真的杀死了Pitezel，并将现场做成一场意外。此后，他说服Pitezel的妻子交付三个孩子——Alice, Nellie以及9岁的Howard给自己，并告知将会带着孩子们前往英国伦敦和Benjamin Pitezel团聚。 事实上，这场旅行却终止于多伦多。  跟着孩子的书信寻找线索 费城侦探Frank...

Alice Kilgour 和其夫Joseph Kilgour在Sunnybrook Farm住宅 1928年，多伦多市政府接收了一份份量不小的礼物：Sunnybrook农场。根据历史数据，Sunnybrook农场占地70英亩，绵延于如画的当河Don River，横跨城市北部Bayview到Leslie街。农场的女主人Alice Kilgour将自己和已故夫婿名下大片地产中的一部分——Sunnybrook农场拱手交付给当时的多伦多市府，送如此厚礼，Alice Kilgour唯一的心愿，就是市府能够接管并且维护这片农场，提供给广大市民用于休闲漫步。她在写给市政府的信中描绘了心中的愿景： “我希望Sunnybrook能够成为这座城市最美好的公园之一。”撰文 张殷睿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医院 二战初始，多伦多全市范围最主要的军医院是位于Dupont和Davenport街，与Christie街相夹的Christie Street Hospital（Christie街道医院）。当年这片街区工厂遍布，Christie街道医院的前身也是一家生产收音机的工厂。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被改造为医院，自开业起不但收治了一战伤兵，还包括其他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到了上世纪40年代，随着大批的前线伤员涌入，整个医院很快变得不堪重负。医院附近紧挨一处颇为繁忙的火车站，每天来回过往的火车让医院内外噪音回响，医院建筑物颤抖震动，院内走廊时常充斥着黑烟。而医院后院晾晒的床单衣物，一天下来往往已经蒙上一层黑尘。 多伦多市长Sam McBride和Alice Kilgour 1928年8月 公园开幕式 作家Francesca Grosso2014年所著《The History of Sunnybrook Hospital: Battle to Greatness》中记载，当年一位Christie街道医院医生说，火车的噪音盖过了听诊器裡病人的心跳声。而经年的疏于修缮，使得医院的硬件设施几近崩溃。 1942年，正是德军潜艇战战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盟军伤亡惨重。分管军队医院的负责部门宣布展开Christie街道医院修缮扩建计划。很快，以伊顿集团Lady...

近日多伦多天气骤冷，一夜似入深秋。转瞬间国殇日又将到来。然而在人们缅怀一战、二战阵亡将士的时候，却鲜有人提及当年身在后方的一群勇敢的女性。她们就是二战期间在士嘉堡工程机械厂（The General Engineering Co. ）从事军火生产的女工们。 撰文 张殷睿 建造于1941年3月至10月的士嘉堡工程机械厂（The General Engineering Co. ）占地346英亩，拥有172栋楼。位于今天安省士嘉堡Warden Ave和Eglinton Ave以南。在建成后的三年半时间裡，就在其中的一栋建筑物裡，工人们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秘密工作，这项由联邦政府授命的绝密工作就是为欧洲前线的士兵制造军火。虽然女工们身在后方，但是她们每天从事的工作却同样重要和危险。制造一条道火线，需要76道繁杂的工序；而稍有闪失，就会造成无可挽回伤亡。在三年半的军火生产过程中，记录在案的有三名工人死于工作事故。 她们的亲人大多奔赴前方 在194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支援前方战场，大约至少有两万名女性在位于士嘉堡的军需品工厂工作。尽管每年3月8号的国际妇女节一直到1977年才被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世界各国承认，但是上世纪40年代的这些女性工人一定早已意识到女性角色在家庭之外更深远广阔的意义。当越来越多的男性投身于前线战斗中，随之衍生的军工产业也急需后方女性的加入。二战自始至终，加拿大国内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的女性从6,000人上升至26万多人。 二战期间加国从事军工产品生产的女性从6,000人上升至26万多人。 1944年5月，英国军队向加拿大军工厂申请后方军火增援。一个月后，加拿大政府又增招了3,500名女工前往士嘉堡工程机械厂以及其位于安省Ajax的姐妹工厂。这座姐妹工厂占地28,000英亩，在全厂9,000名员工中有至少7,000人为女性。当多伦多本地招募人数有限，来自于草原省份的女性们也纷纷加入她们的行列。后方女性日以继夜的工作更得到了加拿大国外盟军的肯定。 1943年，美军将领 L.H. Campbell在造访士嘉堡工程机械厂之后，为这些女工们工作的快速精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所打动。接下来的1944年，包括当时加拿大总督Alexander Cambridge夫人Princess Alice在内的各界人士纷纷到访，这座军工厂俨然已经成为前线后方的骄傲。承担着如此不可或缺的工作角色，工厂也不遗余力为这些女工提供高额工资之外的福利。工厂内不仅设有免费餐厅，还有收费低廉的托儿所。在当时托儿所普遍收费一块钱一天的大环境下，工厂内设的托儿服务只需35分一天。 当时加拿大总督Alexander Cambridge以及夫人Princess Alice造访军工厂 根据当年多伦多当地媒体报道，这裡几乎每位女工都和前线战争有着密不可分的私人联系––半数以上的女工都有儿子、兄弟，或是丈夫在前线战斗。她们中的很多人坚信她们身在后方的努力一定可以助前方的将士、亲人们一臂之力。其中一名名叫Dorcas Trotter的女工经历尤为特别。她是1939年9月被德国纳粹U-Boat潜艇击沉的英国SS Athenia雅典娜号客轮的幸存者之一。雅典娜号客轮也是开战后第一艘被德国海军击沉的船只。而另外还有很多女工因为在战前刚刚来到加拿大，家中还有很多亲人仍然住在战火纷飞的祖国。 军工厂内不仅设有免费餐厅，还有低收费的托儿所 虽然各人经历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女工们又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因为种种原因和家人分离。于是她们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中找到了互相的交集，这裡不但是工作的地方也是生活娱乐的地方。她们参与了包括高尔夫球、网球、排球、保龄球等项目。其中最让人印像深刻的莫过于当年由厂方组织参与的一年一度的Miss War Worker选美，来自于多伦多全市范围的多家工厂的56位参赛者均参与了1943年的选美，结果士嘉堡工程机械厂的Alice Newman以全厂第一的身份参与了全市总决赛，最终第一名的桂冠由Research Enterprise工厂的质检人员Dorothy...

西班牙风格内墙 又是一年的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尘埃落定。殊不知，在近一百年前的默片时代，这座城市有一座剧院却别有一番旧时代的辉煌。那就是位于多伦多2225 Bloor Street West 、可容纳1400人的Runnymede剧院。  撰文 张殷睿 “休闲看戏的圣地”，如此众望所归的剧院，其建筑设计自然必须相得益彰。由多伦多本地建筑师Alfred Chapman设计，（其代表作还包括安省皇家博物馆ROM扩建工程和Sunnyside的Palais Royale舞场），外墙为红砖石结构。装饰细节则汲取了“气氛情境” 风格（Atmospheric）：剧院内部模拟开放式结构，天花板被刷成天空的蓝色，嵌入的小灯泡似乎是夜空繁星，而云彩画面则被投影其上营造出夜空下树林的意境。剧院整体内墙为西班牙式风格像牙白，点缀着金色树叶。在剧院出口处装点着壁灯。Runnymede是当年加拿大境内为数不多的气氛情境剧院之一。 上世纪20年代是多伦多剧院业颇为繁荣的时期，全国民众怀着赶集和朝圣的心情，聚集在Runnymede所在的地段，只为这数小时的观影体验。1930年代，有声电影问世，Runnymede重新装修，增加了更多的观众座位，从而愈加着重于电影放映。 剧院大厅 1920年代 设计气氛情境相得益彰 1929年6月2日晚上8点整，由Capitol（Famous Player的前身）经营的Runnymede剧院正式向公众开放。开业当晚的节目相当丰富——两部电影、歌唱家献艺、一部新闻片、一部喜剧短片等。那一天的多伦多星报如是说：“这一集聚精致文艺之美的剧院必将在短时间内成为多伦多市民休闲看戏的圣地。” 一辆街车驶过剧院 1970年初 辗转波折难逃关张命运 然而随着岁月蹉跎，几十年转瞬即逝。人们对于Runnymede也随之淡去。1972年，Runnymede改头换面，成了Bingo游戏厅。直到1980年，才又黯然以只有两个银幕的剧院身份复出。当Famous Player的租约到期之后，前来观影的民众也日渐稀少。每月35,000元的租金使得经营者Famous Player入不敷出，最终决定考虑关张事宜。 1999年2月，Runnymede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是You‘ve got mail。这部电影说的是由Tom Hanks扮演的大型书店经营者和Meg Ryan扮演的小书店业主之间产生的接触和摩擦。无独有偶，也许这裡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也预示着Runnymede此后成为书店的宿命。尽管一部分附近居民联名上书，反对剧院的关闭，依然未能扭转其命运。 1999年2月28日，剧院关门的那一天，很多民众来到剧院门口告别。很多人都表示，来到这裡就彷佛来到了友人家中，一切都是那麽温暖。与其说他们是来和剧院告别的，更不如说他们是来和旧日的自己和曾经的美好告别的。 Runnymede剧院于1999年关闭之后，加拿大境内仅存最后一座“情境”剧院。 几经改造梦幻星空不再 同年，Runnymede剧院旧址被Indigo/Chapters买入，并花费500万元将剧院内部细节重新改造，以适应书店的结构需要。尽管内墙被重新粉刷，但整个复建装修过程依然保留了原先的内墙体和舞台部分。旧日的剧院屹立原地，只是显得更加有空间感。剧院变为书店，既打破了既定的框架，又显得如此的自然而又合理。因为艺术和文学都有着与时俱进的不朽价值。尽管因为Indigo和Chapters两公司的合并事宜，2001年就已经被挂牌出售，但是书店还是经营了十多年。然而，书店的主要盈利却并非来自于书籍本身，而是依靠其他衍生产品以及店内的咖啡馆。这也许违背了书店的初衷，这也是只是与时俱进，可也隐约透着一丝讽刺和悲哀。 2015年4月，Indigo/Chapters宣告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国人同样家喻户晓的Shoppers Drug Mart。虽然曾经一度梦幻的剧院天花板星空设计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千篇一律的Shoppers Drug Mart连锁店来说，这家Runnymede分店一定是鹤立鸡群的。 剧院、Bingo游戏厅、书店、Shoppers Drug Mart药房，90年的光阴，相当于一个人的整整一生。作为加拿大境内现存极少的“情境”剧院之一，Runnymede剧院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裡不断变化角色，始终伫立在Bloor...

多伦多以西，安大略湖群岛上伫立着一座多伦多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直布罗陀角灯塔（The Gibraltar Point Lighthouse），过去200多年以来，它的灯光成为多伦多的标志，继往开来，尽管夜色庇护，唯有此处独明，直布罗陀角灯塔指引着船只穿梭于多伦多港口湖岸线。一段发生在这裡的扑朔迷离的往事，到今天还悬而未决，作为灯塔的首位管理员——J. P. Rademull的离奇失踪，唯一留下的线索只有血迹和流言蜚语…… 撰文 张殷睿 直布罗陀角灯塔建成于1808年，初建时52米，比现在的高度少了25米。当年灯塔的灯油是由抹香鲸的鲸油制成——抹香鲸头部大量的脂肪提炼的鲸脑油，而主材料是由来自于安省Queenston和Kingston采石场的石材。 时任美国总统 James Madison 见证1812战争的活历史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英美之间的主权争斗并未停止。英国欲遏制美国，而美国欲向北扩张，将英国人从整个北美大陆赶走，并且期待加拿大居民将美国视为殖民地的解放者。 1812年6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James Madison向国会发表战争演讲，随后国会投票宣布对英国开战。此时，英国被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拖住，大部分精锐海陆武装力量部署在欧洲。1812年，英国在加拿大的正规军只有5,000人，不得不大量招募加拿大民兵迎战，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或者叫1812年战争，这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 1812至1813年，美国攻击英国北美殖民地加拿大各省。1813年10月至1814年3月，英国在欧洲击败拿破仑，令他们可以将更多的兵力增援北美战场，英国因此占领美国的缅因州，并且一度攻占美国首都华盛顿，但是英国陆军在美国南部的多场战役中多次遭到挫败，并且海军也遭受败局。1815年双方停战，边界恢复原状。 战争期间，也就是1813年美军进军约克（当年的多伦多）的约克保衛战（Battle of York）时，直布罗陀角灯塔的首位管理员——一位德国裔移民J. P. Rademull一直守在塔楼上，他为敌我两方船只军舰道航。1813年5月27日，美军两栖部队从安大略湖攻击尼亚加拉河北部的乔治要塞，并将其占领。同年6月5日，英军反攻，收复失地。然而J. P. Rademull却没有活着看到休战的那天。 灯塔前的1813战争纪念牌 充满灵异故事的灯塔 J. P. Rademull的离奇死亡有这样的传说，由于直布罗陀角灯塔位于相对偏僻的所在，但却灯光明亮，所以一度被走私酒类贩运者们当作航点定位，希望借走私从中牟利。民间流传的版本是，管理员J. P. Rademull曾偷偷将他值班的灯塔作为隐秘的走私酒窝藏点，这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1815年1月2日晚上，Rademuller像往常一样在灯塔值班。根据事后的官方报告，那天夜间灯塔裡来了一群士兵，而他们此行目的不为别的，只为了Rademuller私藏的走私酒。接下发生的一切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人们猜测有两种可能，一，Rademuller和这群士兵把酒言欢，喝得烂醉；二，他突然改变主意，试图把这些士兵赶走。至于最终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唯一确定的是，那天晚上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灯塔的木质台阶上留下的一片血迹是他曾经存在的唯一证据。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没有任何指向嫌疑人的线索，警方一筹莫展。在附近的一次搜寻中，警方找到了一口棺材的一角和一块下颌骨。当时的法医刑侦技术无法确定这块人骨是否属于失踪的Rademuller，侦破再次陷入僵局，但在发现下颌骨之后不久刊登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中提到，那群士兵的确被指控谋杀Rademuller，但是因为证据缺失，嫌疑人没有被最终定罪，之后年复一年，便成了悬而未决的尘封案件。 当你到访灯塔攀爬100级的环绕楼梯时，也许应该跳开第十三个台阶。 202年后的今天，当年现场的蛛丝马迹早已不复存在。那个冬夜的真相也将永久不见天日。 从古至今，人们总是将不可思议的谜团归结为所谓的超自然现像。自然而然，2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猜测、恐惧和想像造就了许许多多有关直布罗陀角灯塔的鬼故事。恐怕任何一个生长在多伦多的人，都能说起一点半点有关这裡的鬼故事。当然，这些似乎恐怖诡异的传说也给学校的出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诡异乐趣。 直布罗陀角灯塔灯火后来在1957年熄灭，执行者是最后一名守护Debie Dodds。在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很多家庭也陆续迁居至此，他们中很多都是当年那些灯塔守护者的后代。灯塔前的纪念碑牌如是说：直布罗陀角灯塔的守护者和他们的亲人们组成了这个茁壮成长的小岛社区核心。    

安省精神病收容所Provincial Lunatic Asylum 走进时光隧道 抚去历史尘埃 前几期里我们造访了多伦多几座历史建筑，本期我决定将注意力投往多伦多社会历史上最神秘却又往往被很多人掠过的一组建筑。这组建筑物曾经归属于加拿大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健康服务机（Canadian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撰文 张殷睿 根据Lakeshore精神病医院史料档案记载，这个精神病治疗机构在1890年1月21号正式开始接收病人，当时名为Mimico精神病收容所Mimico Branch Asylum。这组建筑位于今天怡桃碧谷Etobicoke的安大略湖岸边，也是汉伯学院Humber College湖滨校区的一部分。该机构于1979年9月1号关闭时的正式地址为位于Lakeshore Blvd West和Kipling Ave的东北交界的3131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精神病院的木屋结构 1871年，安省内主管精神疾病治疗的负责人聚集在位于当时皇后西街999号的安省精神病收容所Provincial Lunatic Asylum召开年会。年会自然而然聚焦在解决人满为患的该收容所问题，负责人员遂建议易址建造一个“新的分支”，从而将严重病患分离出来。而分流重症病患也将会从很大程度上让病情较轻的病人得到更多的关注，从而提高他们的痊愈率。 Mimico精神病收容所的建筑群虽然由独立个体建筑组成，但却暗藏玄机 ─ 有地下通道相连。集当时颇为流行的哥特以及罗马复兴风格，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当年安省总建筑设计师Kivas Tully。...

奥斯古德厅 2017年 坐落在皇后西街（Queen Street West）和大学街（University Ave）的奥斯古德厅（Osgoode Hall），是取自安省首位司法部长William Osgoode的名字而命名。这幢建筑物不仅仅是安省上诉法庭，也是安省高等法院刑事法庭和加拿大律师协会所在地，总占地面积6英亩，整个建筑被设计繁复的铸铁栅栏环绕。 1969年以前，这里也曾作为奥斯古德法学院（Osgoode Hall Law School）的所在地。 撰文 张殷睿 奥斯古德厅，多伦多的活历史 有着185岁高龄的奥斯古德厅是极少数在疯狂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始终低调而从容屹立的经典建筑之一。 每天，在多伦多繁华天际线下，多少人日以继夜，行色匆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不经意间与奥斯古德厅擦肩而过却浑然不觉。在铁栅栏环绕之中的这座历史建筑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 1837年的武装叛乱中由于英军驻扎，使得奥斯古德厅遭受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 老多伦多城地标 安省律师协会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成立于1797年。早期因为没有正式的栖身之地，以至于在协会成立的头30年里，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借用安省司法部长的办公室进行。 1820年之后，律师协会成员壮大，羽翼渐丰，临时借用办公室难以满足其需求，更被视为一种对于律师行业的贬低和降格。 1820年10月4日，安省律师协会着手筹备建设可容纳其总部的建筑，总预算大约为500英镑。 1825年，律师协会向政府申请额外2000英镑用于支援建设。其中1000英镑用于购置地。 ...

今天我们称之为“旧市政厅”的建筑，实际上是多伦多有史以来第3座市政厅，它建成于1899年9月18号，并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多伦多城的历史地标，旧市政厅（Old City Hall）这座古朴的建筑坐落在多伦多城市腹地，与熙熙攘攘的金融街区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里，无论一幢幢高楼平地而起，一条条马路纵横着、交汇着，又各自延伸开去，但城市上空的钟声不屈不饶地响了一个多世纪，让人们的目光可以在这座旧建筑物上唤回厚重的归属感。 撰文 张殷睿 市政厅的前世今生 ▲圣劳伦斯市场当年集市政厅和农民集市一体 1834年，York镇（the Town of York）被正式更名为多伦多（Toronto）。刚开始的十年间，由于没有专属市政厅，所有市议会都是在King Street East的圣劳伦斯市场（St. Lawrence Market）的北翼举行的。这座棕红色砖墙的建筑当时肩负着农贸集市和市政厅的双重使命。 1844年，多伦多城市人口从十年前的9,000激增至24,000人。而这座全新的城市对于一个全新市政厅的需求也变得刻不容缓。 仅建筑外墙所用的巨型砂岩石块的运输就动用了1300节火车车厢。 ▲建筑设计师 Edward.James.Lennox 经过几年的沉寂，多伦多本地建筑设计师  Edward. James. Lennox奉命设计一幢集市政厅和法庭两者于一身的建筑，这项于1889年重新启动的工程预算为30万。 ...